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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由曾代理民国国务总理兼外长、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庆再披嫁衣。新郎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任职于重庆华中航业局，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冠盖云集，贺客如云，极为排场，宴宾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郁达夫的朋友、专栏作家章克标在《文苑草木》中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著名作家施蛰存还专门为王映霞赋诗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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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重庆为之轰动，有说法称：“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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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隆重的婚礼，王映霞本人也是念念不忘，1983年她在《阔别星洲四十年》(载1983年7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文中回忆说：“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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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王映霞顿失凭依，辞去外交部的文书工作，急流勇退，过着朴实无华的主妇生活。随丈夫到了芜湖，生了一子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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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贤道对王映霞非常体贴，婚前他就对王映霞许诺要把她失去的年华找回来，婚后他让王映霞辞去工作专事家政。解放前夕，当时的达官显贵都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订的机票，留在了大陆。解放后，钟贤道到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经调查为冤案。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亏只是口头参加，既无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王映霞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王映霞安心静养，又带她到外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钟贤道对王映霞极为慷慨大方，对自己却非常节俭，王映霞对此深为感激，感谢命运给了她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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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与王映霞过了38年平静的婚姻生活后，钟贤道病逝于上海，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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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婚姻中的两个男人，王映霞晚年在自传中作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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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王映霞自传》中对郁达夫和钟贤道都有所提及。只不过，全书一共五十四章，直接讲到钟贤道的只有五章，绝大部分篇幅还是围绕着郁达夫展开。这个男人曾让她心醉，也让她心碎，还让她到了生命终了也无法与其脱离干系。那个给她尘世幸福的平凡男人钟贤道，只是和她共同经历生活风雨，只是和她相互扶将，只是和她平淡度日，只是拿她当作宝贝宠着爱着，却没有留下更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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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岁月，风采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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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在晚年，除患轻度白内障和心脏病外，并无大病，日常生活全自行料理。她长期一人独居上海，不愿与儿女们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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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间，她开始动笔写一些文章—关于郁达夫的往事，关于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庐隐等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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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整理了郁达夫书信四十九通，结集成册，出版了《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又写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传》，在大陆和台湾出版。另编就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岁月留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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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已83岁的王映霞应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和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之邀，以“杰出大陆人士”的身份访问了台湾。在台北三个月，她拜访了久违四十年的老友陈立夫、胡健中，参观了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畅游了阳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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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之后，她身体日衰，生活不能自理，独居发生困难。儿女们盛邀她前往，她又不肯，便请雇工料理。一直到最后的岁月，因为不小心腿摔成骨折，她才不得不来到杭州与女儿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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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是王映霞从小生活的地方，女儿经常用轮椅带着她去西湖走走，走在如诗如画水光潋滟的湖畔，常常会有游人情不自禁地赞叹：“竟有这么漂亮的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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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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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风流成性的大汉奸周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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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日的汪伪政权中，有三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他们分别是：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三个铁杆的亲日派，用钱钟书的话说，“天底下除了向日葵，再没有比他们更亲日的人或东西了”。他们三人中，周佛海被排名为第三号大汉奸，但论起好色来，他在其中绝对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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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周佛海一度代理书记职务。后仍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1924年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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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即蓝衣社)。这样一位心腹，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后来会背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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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却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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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周佛海背叛了蒋介石，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等，沦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汪伪营垒中，周佛海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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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1年，周佛海就由于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杨淑慧，而抛弃了为他已生育一子一女的结发妻子郑妹。其时，周佛海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常常去李达家做客。李达比周佛海大7岁，同周佛海是湖南老乡。李达1913年赴日留学，1917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也是官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回到上海，李达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研究的人物，陈独秀一见李达就抓住李达的手说：“你搬到我家住吧，帮助我编《新青年》杂志。”，就这样李达住进了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不久李达就认识了在上海启明中学读书的女生王会悟，后来李达与王会悟在陈独秀家里由陈独秀的夫人主持结了婚，王会悟在启明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叫杨淑慧，是湖南湘潭人，与李达又是同乡，杨淑慧的家住在卡德路富里106号，与李达住的老渔阳里相隔很近，所以杨淑慧常去李达家里串门，就这样与周佛海相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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