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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汪精卫也蠢蠢欲动，悍然解散了武汉中央军校。在中共党组织的争取下，武汉中央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8月1日是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准备开拔的前一天，陈毅特地从武昌到汉口，向好友陈梦云、胡兰畦及范英士等辞行。胡兰畦知道陈毅会来，已经准备了酒菜，包括陈毅爱吃的回锅肉，为他饯行，还请了范英士，一起再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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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筵席上，4个朋友无话不谈，但谈得最多的还是政局。陈梦云问陈毅：“张发奎会同你们合作干下去吗？”陈毅表示：“有可能，要争取，可是不一定。即使张发奎不干，我们也要干下去。”范英士带着一丝疑虑问陈毅：“你们单独干能成功吗？”陈毅信心很足：“接受了教训，会成功。”一直静静地倾听的胡兰畦问陈毅：“什么教训？”陈毅说：“教训就是我们的领导者不敢、也不懂得把中国革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掌握起来。以后，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有自己的枪杆子！”胡兰畦笑着说：“当现代的李自成、张献忠？”胡兰畦后来一直记着陈毅的话：“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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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胡兰畦代理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长和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1929年，她被蒋介石亲自点名驱逐出江西省。是年，胡兰畦以江西省救济院孤儿所兼妇女教养所主任的名义，赴欧洲考察社会救济事业。1930年，胡兰畦抵达德国后，与何香凝、廖承志母子俩共居一所。同年，经成仿吾介绍，胡兰畦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编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不久，宋庆龄来到德国，通过何香凝，胡兰畦认识了宋庆龄。当宋庆龄知道胡兰畦经济困难时，就每周买一些鸡鸭鱼肉做一顿中国饭来犒劳她，让胡兰畦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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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峥嵘岁月，曾坐过纳粹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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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宋庆龄的母亲逝世，她要回国奔丧，要胡兰畦陪她一起回国。宋庆龄对胡兰畦说：如果你愿意在国内工作，我帮你解决；如果要继续在国外求学，我负责资助你再到德国来。胡兰畦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组织。经组织批准，胡兰畦随宋庆龄一道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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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宋庆龄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陈翰笙的帮助，送胡兰畦再度赴德继续学习。当时，德国的法西斯势力猖獗，日本已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为了团结更多的留学生抗日救亡，旅德华侨和留学生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胡兰畦任主席，成员有王炳南、江隆基、程琪英、刘思慕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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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受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控制，他们力图把抗日救国纳入拥蒋反共的轨道。其中的共产党成员，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人的影响，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理解不够，以极左的宗派情绪对待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散布流言蜚语。他们把宋庆龄和十九路军将领都看成是“中间派”—而所有“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表现进步，最具“欺骗性”。有一段时期，他们禁止党员同宋庆龄及冯玉祥等反蒋将领有任何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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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陪同宋庆龄回国奔母丧的胡兰畦在再返回柏林时，被德共中国语言组柏林小组开除党籍。若干年后在复查时才知道，当时胡兰畦被诬控了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她护送“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尽管她担负这一任务事先是经党组织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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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畦上诉到共产国际。德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派议会党团负责人奥·托堡调查解决，在托堡和闵岑贝格的帮助下，德共为胡兰畦恢复了党籍。胡兰畦在回忆录中说：“某些同志表面上也没有异议，但内心却并不愿意照着执行。果然，会议结束后，他们仍没有立即将党证发还给我，也没有再通知我开过会。”此后，胡兰畦没有党证，在回国后也没有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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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2月，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胡兰畦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胡兰畦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工作人员费慈·新田合作，印发传单，因而被捕，关入女牢。宋庆龄和鲁迅等人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3个月后，胡兰畦获释。由于玛丽亚·爱塞和克拉拉·蔡特金以议员身份出面担保，胡兰畦得以暂留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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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赞扬胡兰畦：“这是一个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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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胡兰畦再度被驱逐出境，来得法国。在到法国前，德共中国语言组在转组织关系时并没有说明胡兰畦是共产党员，而只是介绍她是反帝同盟的盟员，并特别说明：“胡兰畦到法国来了，她的党籍我们是不承认的，她是以女性活动得到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的。”法共中国语言组的同志知道了胡兰畦的情况，都很同情她，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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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住了几个月后，胡兰畦的经济更加困难了。这时，胡兰畦接到宋庆龄的来信，说将筹集2000元给她。胡兰畦知道宋庆龄正在从事革命活动，需要钱的地方很多，不忍拖累她，便写信辞谢了。迫于生计，胡兰畦在巴黎一家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半工半读，她利用这段时间，写出回忆录片断《在德国女牢中》，陆续在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发表。胡兰畦的文章以亲身经历揭露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和机智、顽强的斗争，文章立即被译成俄、英、德、西4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普遍赞扬。《在德国女牢中》的发表，使胡兰畦的名声传遍了欧洲。路过巴黎的中国人，如邹韬奋、张发奎、冯友兰等人，都慕名前来看望胡兰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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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留苏的中国学生肖三给胡兰畦来信，说苏联准备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邀请她作为中国的作家列席会议。胡兰畦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因为会议是由高尔基主持的。1934年8月17日，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胡兰畦应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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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高尔基在莫斯科郊外的消夏别墅宴请作家代表和外宾。在晚宴上，高尔基把胡兰畦安排坐在自己右边第一个位置上。左边第一人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莫洛托夫。高尔基强烈谴责了蒋介石，说：“让我们大声疾呼，谴责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和叛徒的罪恶。”高尔基指着胡兰畦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讲了胡兰畦最近的遭遇，然后写了一张纸条给在座的莫洛托夫说：“现在她不能回去，照顾她住一些时候。”高尔基讲完话后，莫洛托夫、伏洛希罗夫、卡冈诺维奇等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过来和胡兰畦握手。翌日，在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莫斯科市苏维埃政府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给胡兰畦分了一套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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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胡兰畦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派遣，前往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1936年初，香港人民革命同盟派陈铭枢去莫斯科与中国代表团会谈，胡兰畦等随行。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去世。作为高尔基生前特别欣赏和喜爱的中国女作家，胡兰畦被选入高尔基治丧委员会。在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奇则、卡冈诺维奇抬着高尔基的灵柩，胡兰畦和高尔基的儿子、儿媳一起手捧着他的遗物，为高尔基执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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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胡兰畦回国来到上海。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进攻上海。目睹日寇的烧杀淫掠，胡兰畦非常气愤，她自告奋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学校中招了10个女青年，于1937年10月5日成立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当天下午，团员们向何香凝告别，奔赴抗日前线。何香凝问大家：“上前线随时有生命危险，你们怕不怕？”团员们齐声回答：“不怕！”何香凝见大家决心这样大，非常高兴，她勉励女兵们到军中要好好工作，为抗日的士兵和民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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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畦率服务团在各战区进行宣传教育和战地救护工作。在淞沪会战中，每天都有一些英勇杀敌的动人故事。东林寺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制高点，我方一个排守卫在这里。在敌人的轮番进攻下，我方士兵大多伤亡，只剩下排长胡玉政和班长潘玉林两个人了。最后敌人冲进庙里，而胡玉政的子弹也用完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胡玉政抓起一把铁锹，对着一个敌军官的脑袋，用力猛砍，敌军官立即倒地。敌军官一倒，其余日寇吓得回头就跑。班长潘玉林从后边连发几枪，又打死了几个敌兵。就这样，他们打退了敌人的又一次猛攻，坚守住了东林寺阵地。胡兰畦将这个英勇杀敌的故事加工编写成京剧《大战东林寺》，在前线慰问演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她还和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一道赴战场实地采访，合写了《两下店第一功》、《川军与抗战》、《川军在前线》等优秀通讯，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胡兰畦组织队员们发动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上前线救伤兵、运弹药，还经常帮一些士兵写家书，帮助老百姓在前沿阵地抢割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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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服务团随军撤离上海，其后辗转于8个省的抗日前线从事抗战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抗日将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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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为何多憔悴？半为兰畦半为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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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服务团来到南昌。此时，项英、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在南昌组建新四军。党组织决定在服务团中建立一个党支部，原来的9个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支部由陈毅直接领导，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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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胡兰畦与陈毅已经有10年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胡兰畦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也提到了与陈梦云离婚的情况。陈毅点头说：“1927年李淑宁让你与陈梦云离婚，看来还是对的。分手以后，他虽然没有出卖朋友，但是也未按照我们分手时所商量的路线去做，个人生活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陈毅接着谈到了服务团：“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你一定要好好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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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在南昌与胡兰畦彻夜倾诉思念，遂订白首之盟。陈毅禀告父母，得到同意。然而组织上却不同意，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说二人倘若结婚，则胡的党员身份就暴露了，你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二人只好痛哭而别，陈毅致信胡兰畦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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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军部顾问兼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曾写过一首调侃陈毅的诗，其中有两句是：“将军为何多憔悴？半为兰畦半为茜。”诗中的“兰畦”指胡兰畦，“茜”指的是后来成为陈毅妻子的张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陈毅与胡兰畦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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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胡兰畦的党籍问题，陈毅给邓颖超和蔡畅写了一封信。到达武汉后，邓颖超把陈毅的信转给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王明很快召见了胡兰畦。王明说：“陈毅的信我看了，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让你继续在外面活动，不要发生横的联系，以后就与我直接联系。”胡兰畦问自己的党籍问题怎么解决？王明说：“中国党没有发党证，你的党关系就是与我直线联系。”终于接上了党的关系，这让胡兰畦很高兴。但是后来随着王明受到批判，胡兰畦的党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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