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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德君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四川忠县人，和明末著名女将军秦良玉同地方同族。她容貌端庄姣好，身段苗条而修长。1920年她在成都读书时，因提倡女子剪发与男女平等，被学校开除。后来她在吴玉章、陈愚生等人的资助下，走出四川，先后到武汉、北京等地，结识了恽代英、邓中夏、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并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工作。1922年她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上了沪宁一带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的通讯员。1925年她奉命到西安女子模范学校任教，并从事秘密工作。曾任西安市妇女协会主席、西安市党部常委兼妇女部长，她常常与冯玉祥、刘伯坚等人一同坐在大会主席台或阅兵台上，与西北军将领们来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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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德君和刘伯坚秘密相恋，并于1927年生下一个女儿。不久刘伯坚等共产党统统被冯玉祥“礼送出境”。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长征，刘伯坚被留下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初，刘伯坚在战斗中左腿中弹，不幸落入敌手。在被囚的17天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于1935年3月21日就义。临死前，刘伯坚写了一首绝命诗《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祥。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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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秦德君与组织失去联系，辗转来到上海，住到友人陈望道家中。她想到苏联去，陈望道就要她先去日本找他的女友吴庶五，再设法找中共组织联系赴苏之事。所以这次茅盾赴日，陈望道就让秦德君与茅盾同行，彼此也有个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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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初的一天，上海黄埔江畔的远洋航运码头上，32岁的茅盾化名方保宗，22岁的秦德君化名徐舫，登上去日本的小商轮。在船上，除了茅盾和秦德君是中国人外，其余都是日本人。日本人以为他俩是夫妇。而此时的茅盾和秦德君面对大海，都有一种飘零感，自然是惺惺相惜。轮船到达日本神户，他们上岸后，日本宪兵照例要检查。茅盾与秦德君站得很近，行李也靠着，日本宪兵误以为他们是夫妇，指着秦德君问茅盾：“她是你的夫人吗？”茅盾随口用英语回答：“是的，她是我亲爱的妻子。”秦德君也没有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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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京后，茅盾住在一个中等旅馆—本乡馆，秦德君住进了“东亚预备学校”女生集体宿舍。两人相距很近，来往密切。那时，思想苦闷心情孤独的茅盾，很需要得到感情上的安慰。在此异国他乡，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茅盾亲切地称秦德君是他的“救星”，是挽救他的“北欧命运女神”。这年的冬天，茅盾和秦德君同居了，并决定迁居京都。一到京都，茅盾和秦德君都非常满意友人杨贤江帮助找的一间寓所。茅盾晚年在其传记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对这个寓所有段回忆：“我的寓所离杨贤江的寓所有一箭之遥。这是临小池的四间平屋，每间约有八铺席大小……这里，确实很安静，从屋子的后窗，看得见远处的山峰，也不是什么高山，但并排有五六个，最西的一峰上有一簇房子，晚间，这一簇房子的灯火，共三层，在苍翠的群峰中，便像钻石装成的宝冕。小池子边还有一排樱树。明年春季，坐在屋中便可欣赏有名的樱花，想到这，便觉得我的新居确实是富有诗意，对写作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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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所在，茅盾写了不少散文和短篇小说以及文学评论，作品源源不断地寄回国内发表，换取稿费维持生活。秦德君则帮他抄写稿件，并常帮他出些主意。例如她向茅盾建议：把《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而为一，叫作《蚀》，如日月之蚀，既是暂时现象，又是必然现象，岂不正是现实主义？茅盾十分欣赏秦德君的这个建议，就采纳了。不久茅盾因《幻灭》、《动摇》、《追求》受到国内左翼文坛的批判，他下决心要再写一部有分量的小说出来扭转舆论，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素材，无从动笔。他说有关他家乡的素材都被他写光了，在创作素材方面，自己已是倾家荡产了，唯一的希望就是依靠“北欧命运女神”—秦德君。他对秦德君的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缠住秦德君讲述往事，准备从中挖掘可作创作素材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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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德君叙述的自己的故事，激起了茅盾强烈的创作欲望。他赞叹说：“这都是些极好的小说材料！你呀，好比手里捧着一大把铜钱，只要用一根线穿起来，就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在构思完成后，茅盾于1929年4月开始写作小说《虹》，这是茅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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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写作《虹》时很用心，总是先把情节讲给秦德君听，直到考虑成熟了才动笔。秦德君帮助抄写，还间或提些修改意见。小说的命名《虹》也是秦德君提出来的。她说：虹是在某种气象变幻之中而形成的。它有妖气，有魔力，且美丽。秦德君的故乡四川之气象，最容易出现彩色缤纷的虹，它对人有无限的吸引力，又能使人迷惘。茅盾高兴地接受了秦德君的建议。从1929年4月到8月，他将这部小说分成一段一段地寄往上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原计划要写到大革命，但在1929年8月，因秦德君意外怀孕要回上海进行人工流产，他便中止了该小说的写作。由于牵挂着茅盾，后来秦德君又从上海返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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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茅盾和秦德君同居的消息，也传到了上海，传到了其妻孔德沚的耳朵里。茅盾到日本后，孔德沚就通过党组织找到了工作，在一女校当教务长。当孔德沚得到这个消息，起先是不相信，后经证实，便委屈地大哭，直到婆婆来劝，才止住了哭。婆婆说：“茅盾会回心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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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子莫若母。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孔德沚的婆婆的估计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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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初，茅盾和秦德君一起回到上海，依然同居，先住旅馆，后来暂住在杨贤江的家里。茅盾带着秦德君去看望了鲁迅，还帮助秦德君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并与茅盾旧日商务印书馆的朋友联欢。又带着秦德君看望了自己的母亲，二人关系已经公开。此时，秦德君又怀了茅盾的第二个孩子。茅盾的妻子孔德沚三天两头来哭闹，茅盾的母亲要求他恢复与孔的婚姻关系。由于母命难违加上经济拮据以及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他俩分手了。这时，长篇小说《虹》还未写完。分手后秦德君吞下二百片安眠药自杀，竟奇迹般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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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一别，两人劳燕分飞，再也未能走到一起。茅盾重又回到妻子孔德沚身边，秦德君则回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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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婚外情纠葛的茅盾，此后专注于文学创作，写出了《子夜》等名著，成为继鲁迅、郭沫若之后的又一大文化旗手。在现代文学史公认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中，他排名第三。建国后，他出任文化部第一任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要职，于1981年以85岁高龄去世。但在他晚年写的关于自己一生的传记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却对在东京与秦德君同居两年的生活及共同创作《虹》一事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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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秦德君此后的命运依然坎坷，自1930年8月中旬与茅盾分手后，她因病住到上海福民医院，后由其侄儿秦国士协助，回到四川忠县老家休养了4年，病愈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司令部参议官、第7战区司令部参议官。不久后，她嫁给刘湘的左膀右臂大将王心卫，婚礼举行得备极隆重、豪奢，轰动整个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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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秦德君背夫弃家出走，选择了第七战区阵地委员会主席郭春涛。早在1926年北伐时期，秦德君就与郭相识，此时她又来到了他的身边，郭春涛虽身在旧军队，但身在曹营心在汉，与共产党有长期秘密合作关系，他建议秦德君“帮助他工作”，不久二人登报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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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秦德君加入民盟，任妇女运动委员与妇女文化公司总经理兼常务董事。1946年到1949年她又在上海做中共地下交通工作，参与策反国民党军起义。1949年5月17日，秦德君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因上海解放而幸免于难，迎来了共和国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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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秦德君奉组织之命北上，到北京工作，从1954年开始，历任第二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4月，年近80的她，在香港《广角镜》月刊上发表了《我与茅盾的一段情》，她与茅盾的情感往事方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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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历史尘封的记忆难免是残酷的，但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们却常常不得不这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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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民国第一外交家”四娶豪门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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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国的失败惨败宣告结束，中国是战胜国之一。然而，巴黎和会上，几个大国无视中国的反对，也践踏了他们曾鼓吹的“公理”，将中国山东的权益出卖给了日本。举国震怒，群情激愤。以学生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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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的大形势下，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签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打破了晚清以来中国一直是“始争终让”的尴尬外交局面，最终没有退让，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史学家唐德刚对之评价说：“细察全部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我国外交人员，真正出了大锋头，也只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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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五位中国代表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中，年仅31岁的代表顾维钧在和会的外交和最后的拒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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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其中规定：日军撤出山东省，胶州湾德国租借地和青岛海关的主权归还中国，胶济铁路由中国以5300万马克（合3200万银元）的代价赎回，前德属煤矿由中日合办。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中国代表，正是33岁的顾维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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