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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名叫马萍痕的女学生接到回信后，也大感蹊跷，她觉得有必要把事情搞清楚。1928年3月17日，她约上以前听过鲁迅课的一位朋友，一同去拜访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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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锣，对面鼓，事情立马弄清楚。与鲁迅见面后，马萍痕才知道，当时与她在杭州孤山交谈的那个自称“鲁迅”的人，并非鲁迅本人，是一个假冒其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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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迅先生的交谈中，马萍痕还给他看了杭州的那个“鲁迅”在苏曼殊墓旁写的四句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民魂？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鲁迅看后，气不打一处来。这诗不仅不通，语调也太可笑了。如此荒唐之句，实在有损自己的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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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为何要冒自己的名？他这样做目的何在？为了弄清楚这些，鲁迅先生给当时正在杭州教书的许钦文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了解一下关于杭州“鲁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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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杭州的鲁迅朋友，有许钦文和川岛等人。他们也听说“鲁迅”到了杭州，甚至有人亲眼见到“鲁迅”在苏曼殊墓前的题诗。许钦文接到鲁迅的信后，便与川岛去了孤山脚下的苏曼殊墓，但没有见到这首题诗，也许是时隔较久，被雨水冲刷掉了。许钦文和川岛又向了解情况的学生打听，了解到这个冒名鲁迅者也姓周。有个学生说，那个“鲁迅”就在离西湖不远的松木场小学教书。到了松木场小学，他们果真见到了那个“鲁迅”。这人大约三十多岁，瘦长脸，上唇如鲁迅先生一样也留着短须，身上穿一套白裤褂，脚下却穿着一双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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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当面揭穿的尴尬，许钦文与川岛未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说是慕名前来拜访“鲁迅”先生。在交谈中，“鲁迅”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态度，说世事如此，自己只能隐姓埋名，到乡下来教小学生了。此人说话时，眼睛四面乱看，目光发直。他告诉许钦文和川岛，自己写过一部名为《彷徨》的小说，销了8万多册，但是自己对这部小说并不满意，还要另外再写一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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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钦文和川岛追问他还写过些什么文章，他却说不出来，看来此人对鲁迅的思想、生活及作品并不熟悉。但他为何要自称“鲁迅”，目的何在，一时还看不出来。川岛当时还觉得此人神经好像有点不正常。很快，许钦文便将了解的情况写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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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六耳猕猴之于孙悟空、李鬼之于李逵一样，“山寨版鲁迅”之于鲁迅先生，无疑也是一个迷惑性的存在，其活动难免扰乱人们的视听，使人真假莫辨。鲁迅接到许钦文的信后，写了一则《在上海的鲁迅的启事》，发表于1928年4月2日的《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上（后来编入《三闲集》，见《鲁迅全集》第三卷），该启事先略述了此事的经过，然后以其惯有的幽默而犀利的笔调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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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也名鲁迅，我是毫没法子的。但看他自叙，有大半和我一样，即有些使我为难。那首诗的不大高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去’呢，自然总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但这还是小事情，尤其不敢当的，倒是什么对别人预约“指导”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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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了杭州’。其实我是书店也没有开，杭州也没有去，不过仍旧躲在楼上译一点书。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这样用笔来混饭吃。因为这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那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个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所以这回再登一个启事。要声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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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当年的7月12日，鲁迅与许广平来到杭州，逗留了4天，很兴奋地游了西湖，甚至还逛到旗下（今湖滨公园一带）、清河坊、城站等热闹街市购物。他还在西泠印社买了拓本，去书店买了一些旧书。鲁迅此行，自然也受到杭州各界人士的热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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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鲁迅在杭州公开露面后，杭州的那个“山寨版鲁迅”从此便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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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五四“文白之争”中的高手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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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围绕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形成了两大阵营，那一场场硝烟弥漫的论争，充满了激情、狡黠、机巧、趣味与智慧，点亮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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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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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最早提出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是黄遵宪，他认为文言误国不浅。而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他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改革我国的文字，即用白话文作为语言的工具，他还身体力行实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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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道德和以文言文为工具的封建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当时流行的各种文言旧体文学成为反对的直接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和文选派的骈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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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宣布,明代以来拟古派文学家前后七子(见前七子、后七子)和桐城派古文家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櫆为文学革命所要反对的“十八妖魔”。钱玄同在1917年7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更进一步指斥“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的古文，“以不通之典故与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的敝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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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招致一班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的复古守旧派文人的竭力反对，从而酿成激烈的文言白话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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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妙的“双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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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展开之时，尽管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要废除的是在中国传承千年、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和主干的文言文，当时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初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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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在对方的漠然中显得颇有些尴尬，而新文学的发难者们也在没有对手的辩论中感到了几分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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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这种处境，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了一个奇特的戏，那就是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双簧信”。这个主意是刘半农出的，他在上海时进过剧团做过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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