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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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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怒极，谓髯曰：“世言有阎罗，阎罗又安在?”髯曰：“阳间无政府，阴间那得有阎罗。”已而田、秦二人左右元绪出见。田、秦二人毁伦常，赞扬白话文，元绪对他们的言论“点首称赞不己。”康“气如结墙，兴辞而出”，髯亦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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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对“鬼中三杰”，咒骂得比《荆生》更粗鲁，更刻薄。如说“田桓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极尽丑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请出能啖食月亮的“罗跟罗阿修罗王”直扑白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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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在小说之首说：“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此《妖梦》之所以作也。”文末又附“蠡叟”曰：“吾恨郑生之梦不实，若果有啖月之罗跟罗王，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一脔也。”足见其对陈独秀等人是何等仇视。简直是要“食肉寝皮”了。至此，林纾已丧失了起码的理智与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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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以小说咒人的手法非常拙劣。如其称赞蔡元培为元绪公，何谓元绪？元绪为龟的别名。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蔡孑民(三)》中说：“元绪公，即是说的蔡孑民，因为《论语》注有‘蔡，大龟也’的话，所以比他为乌龟，这元绪公尤其是刻薄的骂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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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此举，行为卑劣，为人不齿。时有人称其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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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黄侃“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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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将，因此当时反对他的旧派学者很多，尤以黄侃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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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字季刚，与章太炎、刘师培齐名，被称为“国学大师”。黄侃的狂妄与尖刻是出了名的。他年轻时曾拜访大学者王闿运，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你的儿子。”好在王闿运通脱，并未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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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对白话文最凶者，黄侃对胡适进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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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著书勤勉，却留下数部“半部书”，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仅写成上半部。黄侃借此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调侃胡适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颇为阴损地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语毕，学生们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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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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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胡适回击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也是在课堂上，当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论调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要不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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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随后胡适解释道：“干不了”，已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可见，语言的简练，并不在于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当，白话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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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章又反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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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作过段琪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长章士钊，二十出头就做了《苏报》的主编，后游学英伦，归来后自创《甲寅》杂志，这是一个反对白话文运动的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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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虽热衷于政治，但治学终是他的资本，古文是他的衣钵，所以他经常著文猛批白话文和新文学。甚至在茶余饭后闲聊谈天的当儿，都不放过攻击白话文。曾撰文《评新文化运动》发表在《新闻报》上，批判的矛头直指胡适，并点名要胡适回应。胡适看后一笑说：章公此文，不值一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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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闻后，嗤嗤一笑，坦然了之。从此两人互不相往。数年之后，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章士钊与胡适相遇。宴后二人合影，并各题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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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的诗如下：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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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题诗如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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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诗句出于文言大师章士钊之手，而七言古诗出于白话领袖胡适之手，很是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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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并未像他诗中所说的那样，真的“投了降”，时隔不久，他又在《甲寅周刊》上著文屡屡攻击白话文学，对运用白话文的陈源、梁漱溟、梁启超等进行指责，并自相矛盾的宣称“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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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读后，马上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老章又反叛了》的短文，披露章士钊题写在相片上的“白话歪词”，指责他是个“不甘心落魄”的“时代落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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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指出，章士钊的此篇文章本身的逻辑错误和不讲道理，并声称：“今日一部分人的谩骂也许赶得跑章士钊君；而章士钊君的谩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学的大运动”，并风趣地提出“我的‘受降城’是永远四门大开的。但我现在改定我的受降条例了：凡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牵羊担酒，衔璧舆榇，捧着‘白话歪词’来投降，我决不收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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