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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自1918年7月辞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2月辞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短短的5年多,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职而又辞竟达13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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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后,蒋介石再创一项历史记录,其兼任职务之多,堪称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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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大量兼职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总裁两职。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当上南京伪政权头子。汪走后,蒋接任汪原来担任的行政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集党务、行政、军事、议会四权于一身。抗战八年间,蒋介石兼职与日俱增,据初步考证统计,先后担任50多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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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蒋介石给人的印象是:大权独揽,小权亦不放过。每逢重大战役,他都要越级指挥至团、营,各级将领往往形同虚设。而且,蒋介石兼职之广,令人瞠目结舌。除陆海空三军统帅之外,还兼有中央农民银行理事长、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等职,同时还出任童子军总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中国童子军总会会长、中国滑翔总会会长、留日同学会会长、中华复兴总社社长、励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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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愧是黄埔军校校长出身,他特别爱兼任各种校长,如兼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央政校校长、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校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他兼任的军事学校校长多达20多个,包括陆军、航空、防空、化学兵、机械兵、通讯兵、宪兵等专业,另设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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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介石如此热衷兼职,他手下的文武官员均趋炎附势,有的甚至无耻地劝进以讨好老蒋。只有一人卓尔不群,发出不同的声音,坚决反对蒋介石兼职过多,这个人就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张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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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张治中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想方设法使蒋减少兼职,以提高工作效率。张治中到任不久,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因诸多劣迹被地方实力派驱逐下台,蒋介石想自己兼任此职,张治中力陈兼职之弊。蒋不听,并且表示他不兼职就没有人能胜任。张治中笑道:“委员长手下不乏将相之才,怎么会没有可用之人呢?再说,委员长兼了省政府主席就是首当其冲,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有损威信。而且委员长在数百里之外遥领主席头衔,遇到事情,难以了解详情,难免失误。”蒋介石听不进张治中的话,厚着脸皮兼任了这个职务,但到成都两次,见识了地方势力的手段后,发现他们一致排外,很难对付,遂有了退却之意。他才将四川省主席辞去,由张群接替了这一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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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些日子,蒋介石准备改组行政院,为行政院长人选而踌躇不决。于是蒋介石请来张治中和其他军政要员陈诚、熊式辉等征求大家的意见。众人知道事关重大,都不敢轻言。沉默良久,蒋介石顺水推舟地说:“如果没有人做,只好我来兼了。”张治中见蒋介石又要兼任,只好发言说:“现在做行政院长的一打半打都能找出来,不知您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说是没有人能做?”蒋介石听了,笑道:“有那么多的人能担任行政院长吗?”最后仍兼任了行政院长,还委任他的连襟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负责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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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公路打通以后,需要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设置一个运输管制局来管理,在组设机构的签呈上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张治中认为,最高统帅兼交通运输管制局局长太不成体统,建议让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蒋介石勉强同意了,但何应钦怕因此得罪了蒋介石,不敢就任。张治中亲自前往见何直言道:“您如果不愿兼,委员长就要自兼,这样不成体统。请您勉为其难,为领袖分劳分忧。”何应钦无言以对,这才同意兼任。幸亏有张治中这么个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否则,真不知蒋介石的兼职还得增加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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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总共兼职多少,恐怕连他本人也说不清,因为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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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胡适的一首白话诗逗笑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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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平素不苟言笑,缺乏幽默感,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评价蒋介石“古板,极其乏味”。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心情更是沉重,据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回忆说,很少见到“老头子一笑”。然而,抗战初期胡适的一首白话诗,硬是把蒋介石逗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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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日本法西斯继“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之后,在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危机,大批日军入关,威胁平津。蒋介石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派遣大亲日派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在部分满足日本要求的情况下,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日本法西斯得寸进尺,还大肆收买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史称“华北事变”。“华北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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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走上街头,提出抗日要求,“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一年后,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政府也开始了积极抗战以御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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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征询大家对国事的看法。7月11日,谈话会召开,出席庐山会议的社会名流不在少数,蒋介石的侍从室在安排谈话会的位次时,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把同姓的人安排坐在一起。当时出席庐山谈话会的有4位胡姓的学者名流,他们是胡适、胡安定、胡次威、胡健中,而胡健中的座位刚好紧挨在胡适的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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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会开始后,胡适接在蒋介石、汪精卫讲话之后,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时任《东南日报》社社长的胡健中听后,感受颇深,当即在席上写了一首诗赠给胡适。诗云:“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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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看了,随手涂了一首白话诗回赠。诗云:“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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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先生不说话”之语,分明是对“慷慨陈辞又一回”的委屈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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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这首白话诗,后来刊于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上。蒋介石从《中央日报》读到胡适的这首诗后,不由得笑了起来。1937年七月中下旬,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到了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胡健中在庐山碰到周恩来,交谈中,谈到了胡适的这首诗,念到“哪有先生不说话”时,周恩来也忍俊不禁而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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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举行纪念胡适座谈会,胡健中先生到会发言,又再次回忆了胡适的这首白话诗的来龙去脉,引得与会者笑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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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老报人们的那些绝妙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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