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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自1918年7月辞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2月辞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短短的5年多，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职而又辞竟达13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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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后，蒋介石再创一项历史记录，其兼任职务之多，堪称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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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大量兼职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总裁两职。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当上南京伪政权头子。汪走后，蒋接任汪原来担任的行政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集党务、行政、军事、议会四权于一身。抗战八年间，蒋介石兼职与日俱增，据初步考证统计，先后担任50多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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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蒋介石给人的印象是：大权独揽，小权亦不放过。每逢重大战役，他都要越级指挥至团、营，各级将领往往形同虚设。而且，蒋介石兼职之广，令人瞠目结舌。除陆海空三军统帅之外，还兼有中央农民银行理事长、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等职，同时还出任童子军总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中国童子军总会会长、中国滑翔总会会长、留日同学会会长、中华复兴总社社长、励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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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愧是黄埔军校校长出身，他特别爱兼任各种校长，如兼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央政校校长、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校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他兼任的军事学校校长多达20多个，包括陆军、航空、防空、化学兵、机械兵、通讯兵、宪兵等专业，另设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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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介石如此热衷兼职，他手下的文武官员均趋炎附势，有的甚至无耻地劝进以讨好老蒋。只有一人卓尔不群，发出不同的声音，坚决反对蒋介石兼职过多，这个人就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张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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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张治中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想方设法使蒋减少兼职，以提高工作效率。张治中到任不久，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因诸多劣迹被地方实力派驱逐下台，蒋介石想自己兼任此职，张治中力陈兼职之弊。蒋不听，并且表示他不兼职就没有人能胜任。张治中笑道：“委员长手下不乏将相之才，怎么会没有可用之人呢？再说，委员长兼了省政府主席就是首当其冲，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有损威信。而且委员长在数百里之外遥领主席头衔，遇到事情，难以了解详情，难免失误。”蒋介石听不进张治中的话，厚着脸皮兼任了这个职务，但到成都两次，见识了地方势力的手段后，发现他们一致排外，很难对付，遂有了退却之意。他才将四川省主席辞去，由张群接替了这一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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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些日子，蒋介石准备改组行政院，为行政院长人选而踌躇不决。于是蒋介石请来张治中和其他军政要员陈诚、熊式辉等征求大家的意见。众人知道事关重大，都不敢轻言。沉默良久，蒋介石顺水推舟地说：“如果没有人做，只好我来兼了。”张治中见蒋介石又要兼任，只好发言说：“现在做行政院长的一打半打都能找出来，不知您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说是没有人能做？”蒋介石听了，笑道：“有那么多的人能担任行政院长吗？”最后仍兼任了行政院长，还委任他的连襟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负责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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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公路打通以后，需要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设置一个运输管制局来管理，在组设机构的签呈上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张治中认为，最高统帅兼交通运输管制局局长太不成体统，建议让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蒋介石勉强同意了，但何应钦怕因此得罪了蒋介石，不敢就任。张治中亲自前往见何直言道：“您如果不愿兼，委员长就要自兼，这样不成体统。请您勉为其难，为领袖分劳分忧。”何应钦无言以对，这才同意兼任。幸亏有张治中这么个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否则，真不知蒋介石的兼职还得增加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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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总共兼职多少，恐怕连他本人也说不清，因为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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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胡适的一首白话诗逗笑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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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平素不苟言笑，缺乏幽默感，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评价蒋介石“古板，极其乏味”。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心情更是沉重，据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回忆说，很少见到“老头子一笑”。然而，抗战初期胡适的一首白话诗，硬是把蒋介石逗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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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日本法西斯继“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之后，在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危机，大批日军入关，威胁平津。蒋介石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派遣大亲日派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在部分满足日本要求的情况下，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日本法西斯得寸进尺，还大肆收买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史称“华北事变”。“华北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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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走上街头，提出抗日要求，“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一年后，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政府也开始了积极抗战以御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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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征询大家对国事的看法。7月11日，谈话会召开，出席庐山会议的社会名流不在少数，蒋介石的侍从室在安排谈话会的位次时，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把同姓的人安排坐在一起。当时出席庐山谈话会的有4位胡姓的学者名流，他们是胡适、胡安定、胡次威、胡健中，而胡健中的座位刚好紧挨在胡适的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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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会开始后，胡适接在蒋介石、汪精卫讲话之后，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时任《东南日报》社社长的胡健中听后，感受颇深，当即在席上写了一首诗赠给胡适。诗云：“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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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看了，随手涂了一首白话诗回赠。诗云：“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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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先生不说话”之语，分明是对“慷慨陈辞又一回”的委屈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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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这首白话诗，后来刊于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上。蒋介石从《中央日报》读到胡适的这首诗后，不由得笑了起来。1937年七月中下旬，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到了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胡健中在庐山碰到周恩来，交谈中，谈到了胡适的这首诗，念到“哪有先生不说话”时，周恩来也忍俊不禁而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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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举行纪念胡适座谈会，胡健中先生到会发言，又再次回忆了胡适的这首白话诗的来龙去脉，引得与会者笑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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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老报人们的那些绝妙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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