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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征询大家对国事的看法。7月11日，谈话会召开，出席庐山会议的社会名流不在少数，蒋介石的侍从室在安排谈话会的位次时，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把同姓的人安排坐在一起。当时出席庐山谈话会的有4位胡姓的学者名流，他们是胡适、胡安定、胡次威、胡健中，而胡健中的座位刚好紧挨在胡适的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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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会开始后，胡适接在蒋介石、汪精卫讲话之后，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时任《东南日报》社社长的胡健中听后，感受颇深，当即在席上写了一首诗赠给胡适。诗云：“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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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看了，随手涂了一首白话诗回赠。诗云：“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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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先生不说话”之语，分明是对“慷慨陈辞又一回”的委屈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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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这首白话诗，后来刊于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上。蒋介石从《中央日报》读到胡适的这首诗后，不由得笑了起来。1937年七月中下旬，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到了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胡健中在庐山碰到周恩来，交谈中，谈到了胡适的这首诗，念到“哪有先生不说话”时，周恩来也忍俊不禁而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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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举行纪念胡适座谈会，胡健中先生到会发言，又再次回忆了胡适的这首白话诗的来龙去脉，引得与会者笑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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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老报人们的那些绝妙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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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看书先看皮，看报先看题”，“题好一半文”，读者打开报纸，要看什么，先看什么，取决于标题。旧中国的老报人们对标题制作非常重视，有不少神来之笔，不仅幽默风趣，而且辛辣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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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何应钦任湖南省代省长时，有一年清明节曾去岳麓山扫墓。当时据官方要求，各报必须及时配发新闻，指令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不料，翌日某报却把标题改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虽然字数、题意与原标题毫无二致，且更加通俗易懂，但“他妈的”三个字却又是一句国骂，因此，这一语双关的妙题令当事人啼笑皆非，而广大读者也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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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天早晨，丰子恺翻开上海的《新闻报》，一篇题为《丰子恺画画不要脸》的文章赫然入目。他不禁大吃一惊，心想：自己素来与人无冤无仇，何以对他这样破口大骂？因而怒不可遏。待他看完全文，却发出了会心的微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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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有人在针对丰先生的《乡村学校的音乐课》一画进行评论，画中的孩子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跟着拉二胡的先生唱歌。虽然画面上的人物没有眼睛和鼻子，但读者从他们扬着头、张着嘴的神态中，仍能体会到这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正沉浸于全身心地投入唱歌而带来的欢乐之中。刘继兴考证，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曾这样称赞过丰子恺的这种画法：“用寥寥几笔，写出人物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所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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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题为《丰子恺画画不要脸》的文章说出了丰子恺画画的特点：人物脸部虽然没有眼睛鼻子，却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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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老很赏识这篇品评他画作的文章。事过三十多年，他还清楚记得文章发表的年月和作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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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物价暴涨、产品偷工减料，连烧饼、油条也纷纷涨价。《新民报》编辑程大千将一条物价飞涨的新闻框了一个花边，仿宋词佳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拟了一条标题，“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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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报后，读者纷纷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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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均不战而逃，广州沦陷。香港某报愤慨地将失地事件与三人名字巧妙地嵌在标题之中，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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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汉无谋 吴铁失城 曾养离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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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嵌名标题讽刺辛辣，使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投降嘴脸暴露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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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冬，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公报》派遣年仅25岁的记者张高峰到中原地区采访。他从重庆经西安到达洛阳，看到处处流浪的灾民，鸠形鹄面，沿街乞讨，悲惨的号救之声，随处可以听到。随即他又到豫西、豫东、淮阳等地采访，目睹灾民流离失所、遍地饿殍的惨景，而国民党当局有意掩盖灾情，不使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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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从河南省叶县向《大公报》重庆馆寄出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长篇通讯（6000字）。《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于2月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通讯的内容只字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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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中写道：“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报道详尽记述了河南水、旱、蝗、风、雹等天灾，也揭露了当局向灾民征兵、征粮等人祸，惊叹灾民的悲惨生活，质问当局为何不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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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读后气愤异常，他对比重庆纸醉金迷的现状，提笔写了一篇的社评，标题只有振聋发聩的六个字：“看重庆念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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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晚上，新闻检查所派员送来了国民党当局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决定，以示“惩戒”。《大公报》遵令于2月3、4、5日停刊三天，造成了西南大后方轰动一时的“《大公报》停刊事件”。《大公报》停刊三天后，发行数由6万份增至10万份。发行数的增长，无疑是读者对停刊处罚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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