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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报》抗战期间刊发了一则讽刺国民党官员生活腐化的新闻，张友鸾拟标题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因其构思奇巧，语意生动，一针见血，以至于轰动了整个山城，迄今仍使人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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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报》任总编辑时，张友鸾对社会新闻、大小消息都十分在意。“九一八”事变后，群众要求政府抗日，他拟标题为“国府门前钟声鸣，声声请出兵”。政府为士兵募集冬衣，他题为“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而报道贫富差距，他又取标题叫“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参茸大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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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张友鸾在成都《新民报》主编社会新闻，当时成都各大、中学校毕业生大都找不到工作，“毕业即失业”。青年学子们深感出路问题严重，怨声载道。《新民报》社会新闻版“学府风光”一栏登载了四川大学通讯员写的一则消息，说该校厕所管道堵塞，不能使用。张友鸾当即挥笔制作了耐人寻味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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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出路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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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双关，警策动人，犀利无比，大为读者称赞。川大校长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黄季陆，阅报大怒，但又无法发作，只能悻悻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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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四 书生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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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读完中国书的民国两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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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晚年曾口述了《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说：“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强能看书。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毛病。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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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由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曾发表于1984年1月25日的台湾《中央副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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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生于1897年，绍兴人，1918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2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进德国柏林大学深造，是知名的弹道学专家。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少将参事、参谋本部主任秘书、军政部次长、交通部部长等职。1949年随蒋介石到台湾后，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主张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他一生嗜书，藏书甚丰。1993年2月皈依佛门，法名“净维”。1993年7月8日卒于台北，享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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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的家世十分显赫，其父俞明颐曾任湖南督练公所（清政府训练新军的部门）兵务总办；其母曾广珊为中国清朝末年名臣曾国藩之孙女；其大伯俞明震为晚清著名诗人、教育家，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即校长）；妹俞大彩是知名学者、国立台湾大学前校长傅斯年的妻子；其侄子俞启威曾曾任天津市长、建国后第一任机械部长；其姑丈陈三立是晚清影响极大的诗人，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其表哥陈寅恪是史学大家；另一表哥陈衡恪是著名画家，梁启超赞陈衡恪是“现代美术界具有艺术天才、高尚人格、不朽价值的第一人”；其表姐曾宪植的丈夫是叶剑英元帅；俞大维还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其子俞扬和娶“中华民国”蒋经国“总统”的女儿蒋孝章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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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提到的自称读完中国书的学界两奇人夏曾佑与陈寅恪，都是民国年间的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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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生于1863年，卒于1924。字遂卿，一作穗卿，号别士、碎佛，笔名别士。杭县（浙江杭州）人。近代诗人﹑历史学家、学者。他对今文经学、佛学有精深的研究，对乾嘉考据学和诗文有相当的素养。此外他还注意学习外国史地知识和自然知识，造诣很深。黄遵宪对夏曾佑渊博的知识和学术上深邃的见解很推崇，曾写诗称颂夏曾佑：“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邻善谈天；红灯夜雨围炉话，累我明朝似失眠。”（见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己亥续怀人诗·十三·仁和夏穗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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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的父亲夏鸾翔，精算学，“与同邑李壬叔善兰、戴谔士询，并称为杭州算学三大家。”夏曾佑从少年时代起就好学深思，“年十四入泮”，二十六岁中举。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十八岁的夏曾佑中进士，后任清政府礼部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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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夏曾佑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谭嗣同等锐意改革之士。其时，他们年轻气盛，经常高谈阔论，上至军国大事，下至治学心得，反复切磋，往返辩难，彼此都觉得很投机。他们各自的住处相距不远，所以几乎天天见面，见面就争论，争论的结果，梁启超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见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原刊于《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九号）。他们成了“讲学最契之友”。（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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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先驱者之一，其思想对梁启超影响相当大，梁启超甚至说“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1896年，由夏曾佑、汪康年、梁启超发起，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鼓吹“变法图存”。1897年，夏曾佑在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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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夏曾佑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后调任京师图书馆馆长。著有《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是近代中国尝试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该书阐扬教育的作用，虽仅写到隋代，但书用章节体编写，突破传统的编撰方法，依据历史的进化和演变，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期，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此外，他也擅作诗，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有《夏别士先生诗稿》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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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是俞大维的表哥，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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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大学者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就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亦称陈寅恪为中国最博学的人。1938年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后，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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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是一位怪才，他游学西方二十三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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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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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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