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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是一位怪才，他游学西方二十三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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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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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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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和他同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的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亲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以生命捍卫了思想的奔放与学术的自由。他一生从未写过一篇媚俗的文章，从未无感而发地去“遵命”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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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因为二战爆发交通断绝，牛津大学虚位等待陈寅恪多年，才另请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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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后，陈寅恪谢绝了一切关于移居海外的劝说，携全家前往广东岭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他最后二十年的岭南生活。陈毅看望，陶铸照顾，胡乔木、郭沫若、周扬过访……许多重要人物到了广州，总是以目睹陈氏风采为荣，但一贯狂横的康生竟然被陈寅恪堵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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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几乎都在中山大学度过，失明与膑足的痛苦，并没有消磨掉他喷薄欲出的创作才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篇著作，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1953年夏，陈寅恪病了一场。他让历史系的同学到中大图书馆为他借回了一堆弹词小说，其中有清代陈端生所作的《再生缘》。助手黄萱便在陈寅恪病中休养的那些日子为他诵读了这些弹词小说。于是，他那积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他把生命情感体验与感慨身世之浩叹，全都倾泻于陈端生身上，一篇意境气象万千、文采光芒四射的《论再生缘》诞生了。有趣的是，这篇气如长虹、势若飞瀑的佳作之创作过程，被陈寅恪谦虚地幽默为“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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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紧随陈端生步入陈寅恪的历史之梦。陈端生长于“承平之世”，柳如是活在动荡的时代；陈端生是深闺女子，柳如是则为风流放荡，“不类闺房儿女”。活在盛世的陈端生忧伤而死，不为世所容的柳如是因理想与人生倚托的消失而亡。陈、柳二人人生有异，但留给历史的痛感却相同。陈寅恪为陈、柳而伤，也为自己而伤。从1954年至1964年，足足十年时间，陈寅恪在迹近湮没的历史废墟之中艰难地发掘。《柳如是别传》全书八十余万字，此书犹如一堆需不停地添加燃料才能旺盛燃烧的火，耗尽了这位还有很多愿望尚要去实现的老人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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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一生学贯中西，倡导以诗文证史，能运用十几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并能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他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了罕见的成就。但使人深为遗憾的是，这位文化巨匠留给后人的著作，与他渊博的知识系统相比实在是太少了。陈寅恪生前，中国学界便一直翘首以待陈寅恪能写出通论性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一时有“天命所归”之切望，但陈寅恪没有写出这种体系性的著述，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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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他曾预作挽夫人唐筲联：“涕泣对牛衣，冊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读。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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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充满神秘色彩的民国两大风流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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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与李叔同是近代史上两位充满神秘色彩的旷世奇才，在文学艺术领域内都有很深的造诣：苏曼殊的诗清新隽永，有“灵界诗翁”之称；其画被柳亚子赞为“千秋绝笔”；其颇具红楼笔意的《断鸿零雁记》开中国近现代文学自叙体小说之先河；其译作有拜伦的诗集和雨果的《悲惨世界》（未译完），他与林纾、严复一道被推为本世纪初三大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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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则是我国引进西洋油画的第一人；其组建的“春柳社”，是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其金石作品集《李颅印谱》让世人叹为观止；他与萧友梅、赵元任、黄自一道被认为是我国近代音乐的四大拓荒者；他于本世纪初创办的《音乐小杂志》，是我国第一份传播西方音乐的刊物；他填词的歌曲《送别》一直传唱到今天，“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早已成为经典歌曲，几乎人人耳熟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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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风华绝代，风流倜傥，在情场上更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颇有古代大文人寄情诗酒声色的遗风。然而，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这两位才华横溢的旷世风流才子，却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遁入空门，皈依青灯古佛，令多少人为之感慨欷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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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与李叔同的初交是在1907年的上海，两人同为南社成员。那时李叔同任《太平洋报》副刊主编，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就是在该报发表的。这篇抒家国之情、写身世之恨的自叙体小说深深地打动了李叔同。当他得知作者比自己还小四岁时，就更加佩服这位孤愤的爱国诗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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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李叔同的一位友人在李未剃时曾对他说：“曼殊一出家，你们这些开伤感主义风气之先的文人就更认定人生是悲剧，是苦空无常。”由此可见，李叔同的出家是受苏曼殊影响的。1918年6月，在苏曼殊死后的第十七天，有“浪漫艺术家”之称的李叔同自称“尘缘已尽”，在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后以他的杰出才华使失传多年的南山律宗再度兴起，被尊为第十一代世祖，号弘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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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两位旷世风流才子为何先后都遁入空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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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苏曼殊与李叔同生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上出现了宗教复兴的风潮，他俩的遁世近佛是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影响下的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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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俩都有着不幸的身世。苏曼殊的父亲身为茶行买办，有一妻三妾，而苏曼殊却是父亲与家中所雇的日本女佣所生。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是天津著名的银行家，李叔同是父亲与其第五房姨太太所生。正是不堪回首的身世，使他俩时时感到身为苦本，四大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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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抱负的破灭，是他俩遁入空门的主要原因。苏曼殊与李叔同早年都参加了同盟会，对民主革命一腔热血并为之四处奔波，苏曼殊还因之数遭通缉。李叔同也曾写下了欢呼革命的《满江红》：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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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们看到辛亥革命的灰色结局与故人挚友的背叛变节时，他们彻底失望了。眼看着中国的苦难无休无止，咏黄花、叹世道不足以排遣心中的积郁，于是便消极遁世，去佛那里寻求去妄归真的另一个世界。滚滚长江东逝水,造化无情,岁月之河中徒留刘继兴追抚前贤的一声叹息,长太息以掩涕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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