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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公报》主笔期间,吕碧城借助这一舆论阵地,积极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等主张发表了大量诗文。作为妇女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她认为,要想实现女性的真正独立,必须“启发民智”,极大提高女性人群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兴办新式女学成为她实践自己理想的奋斗目标。于是,吕碧城发表了多篇言论,宣扬兴办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兴办女学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以此冲击积淀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女学运动的兴起,恰恰证明了社会上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她认为,“办女学、开女智、兴女权才是国家自强之道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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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吕碧城兴办女学,《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介绍她与社会名流严复、严范孙、傅增湘等相识,以求支持。《天演论》译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当时执教于天津水师学堂,并任该校总教习、总办(校长),与英敛之过从甚密,曾为其手书《大公报》报名。他也早闻吕碧城大名,对她十分赏识,赞之曰:“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于眼里之故。故我看甚是柔婉服善,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严复随后不仅收她为女弟子,悉心教授逻辑学原理,师生互致诗词唱和,还向总督袁世凯鼎力推荐吕碧城,说她是兴办女学的最佳人选。于是袁世凯欣然同意,让她协助戊戌科进士、直隶提学使傅增湘筹办女学。在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拨款赞助下,女学筹办进展顺利。1904年10月3日《大公报》刊登了“倡办人吕碧城”发布的《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同年11月17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成立并开学,吕碧城出任总教习(教务长),傅增湘为监督(校长)。两年后添设师范科,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时年23岁的吕碧城升任监督(校长)。这样年轻的女校长,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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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吕碧城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女子教育以改造国民素质为本,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完全之个人”和“完全之国民”;女子要享有与男子一样的受教育权利,打破女子教育以识字和家政为主的教育清规,以西方教育为蓝本,对女子必须授予全面的教育;女子教育要大胆任用男教师,以提高女子教育质量;女师的学生,今后不仅做女子学堂的教师,更要做男子的教师,等等。这些教育思想的提出,对当时的教育界是极大的震动,确为当时的女子教育吹进一股清新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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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校园的净土上,吕碧城为推广新式女子教育不遗余力。她一干就是七八年,既负责行政又亲自任课。把中国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将中国国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使北洋女子学府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她希望她所培养的学生将来也致力于教育和培养下一代,“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将来尽各自的力量”。许多在此学习的女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周道如(曾是袁世凯敬重的家庭教师)等,她们都曾亲聆过吕碧城授课。在沉寂的中国大地上,吕碧城为女性的整体觉醒播下了一粒粒希望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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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吕碧城的影响下,吕氏姐妹皆从事女子教育,并成就斐然。大姐吕惠如担任南京两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二姐吕美荪担任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妹妹吕坤秀在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员,亦成为著名诗人和教育家。“旌德一门四才女”一说成为当时广为传赞的美谈,为时人所称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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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喜欢开玩笑。令吕碧城哭笑不得的是,当年吕碧城因被舅父责骂而出走,及至她创办女学时,这个舅父严凤笙却“因事被劾去职”,袁世凯竟指定他协助外甥女吕碧城参与筹备事宜,他无地自容,也只好“忍气权从”,但没过多久就辞职回了塘沽。对此吕碧城调侃地说:“然予之激成资助以迄今者,皆为舅父一骂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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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统秘书到皈依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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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任大总统,吕碧城进入新华宫担任大总统的公府机要秘书。后袁世凯欲称帝,筹安会的一批人积极充当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吹鼓手。吕碧城不肖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之所为,毅然辞职,携母移居上海。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财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女商人,生活极其西化、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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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兼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四年后学成归国,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此次走的时间更长,达7年之久。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吕碧城两度周游世界,写了大量描述西方风土人情的诗词,字字珠玑,脍炙人口,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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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吕碧城参加了世界动物保护委员会,决计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并在日内瓦断荤。1929年5月,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赴维也纳参加大会,并盛装登台作了精彩绝伦的演讲,与会代表惊叹不已。在游历的过程中,她不管走到哪里,都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言行,她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她要让世人领略中国女性的风采。此后,她周游列国,宣讲动物保护的理念,成为这一组织中最出色的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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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终身未婚,后逐渐开始对宗教发生兴趣。民国初年,吕碧城在北京见过天台宗高僧谛闲,若有所悟。不过吕碧城真正开始信佛,根据她自己的记叙,是在1929年前后。当时吕碧城旅居英国伦敦,友人孙夫人偶然在街头“捡得印光法师之传单,及聂云台君之佛小册”,孙夫人对此不屑一顾:“这时代,谁还要信这东西!”但吕碧城立刻说:“我要!”“遂取而藏之,遵印光法师之教,每晨持诵弥尊圣号十声,即所谓十念法。此为学佛之始。”吕碧城这一学佛因缘颇为奇特,连她自己也常常感叹:“遇佛法于海外,已属难事,况此种华文刊品,何得流入英伦,迄今犹以为异。然倘不遇者,恐终身不皈大法,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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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其佛教修行实践,以净土念佛为主。与太虚、常惺等当时著名僧侣多有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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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的著作有《吕碧城集》、《欧美之光》、《观无量寿佛经释论》、《梵海蠡测》等。其中《欧美之光》介绍了欧美各国的佛学会、素食会、动物保护会。吕碧城旅居欧美时间很长,所到之处甚多,因此搜集的资料非常丰富,而且还保留了许多非常珍贵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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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硝烟比中国更浓,吕碧城深夜听到邻家的钢琴声,都好似杀伐之声。吕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先是住在香港山光道自购的一所房子中,后搬入东莲觉苑,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遗命不留尸骨,火化成灰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南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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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山的那首《碧城》:“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树水晶盘。”或许正是吕碧城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的写照。她自己所作的《琼楼》一诗,则更能体现她对人生的真切感受:“琼楼秋思入高寒,看尽苍冥意已阑;棋罢忘言谁胜负,梦余无迹认悲欢。金轮转劫知难尽,碧海量愁未觉宽;欲拟骚词赋天问,万灵凄恻绕吟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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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成就北大的“三只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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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俏皮地说过:“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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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只兔子”分别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因三人的个人属相都是兔子而得名。蔡元培生于同治丁卯年(1867年),陈独秀生于光绪己卯年(1879年),胡适生于光绪辛卯年(1891年),都是生在兔年,彼此之间相差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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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其教师多为翰林院腐儒,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僚或豪门之家,上学堂的目的就是升官发财。有的学生上课还带着听差。上体育课时,教员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有的学生则是“八大胡同”的主顾。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经初步改革,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受到“老爷”式学堂传统的影响,依然积弊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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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元培之前,北大这个“烫手山芋”已经在好几位校长手里流转。第一任校长是颇具声名的学者、思想家严复,但其难以应付棘手的日常事务,不到8个月就急流勇退。蔡元培知难而进,毅然赴任。报界当时作了这样的报道:“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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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法宝,即为众所周知的“八字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校应保持独立的资格,不受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蔡元培对各路人才的涵容吸纳,不论长幼、政治观点、学历背景,一律唯才是举。一时间,北大成为大师云集的场所,“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北大从此不再平静。教师们的观点常常尖锐对立,但恰恰是这些差异形成了一种创造力,在自由的空气中每个人自由地发挥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北大显示出她的大气与活力。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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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出现,才将北大由一所痼弊缠身的旧式学堂,变为了生机勃勃的新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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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为人桀骜,个性极强,他曾有过这样的立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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