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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兼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四年后学成归国,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此次走的时间更长,达7年之久。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吕碧城两度周游世界,写了大量描述西方风土人情的诗词,字字珠玑,脍炙人口,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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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吕碧城参加了世界动物保护委员会,决计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并在日内瓦断荤。1929年5月,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赴维也纳参加大会,并盛装登台作了精彩绝伦的演讲,与会代表惊叹不已。在游历的过程中,她不管走到哪里,都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言行,她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她要让世人领略中国女性的风采。此后,她周游列国,宣讲动物保护的理念,成为这一组织中最出色的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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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终身未婚,后逐渐开始对宗教发生兴趣。民国初年,吕碧城在北京见过天台宗高僧谛闲,若有所悟。不过吕碧城真正开始信佛,根据她自己的记叙,是在1929年前后。当时吕碧城旅居英国伦敦,友人孙夫人偶然在街头“捡得印光法师之传单,及聂云台君之佛小册”,孙夫人对此不屑一顾:“这时代,谁还要信这东西!”但吕碧城立刻说:“我要!”“遂取而藏之,遵印光法师之教,每晨持诵弥尊圣号十声,即所谓十念法。此为学佛之始。”吕碧城这一学佛因缘颇为奇特,连她自己也常常感叹:“遇佛法于海外,已属难事,况此种华文刊品,何得流入英伦,迄今犹以为异。然倘不遇者,恐终身不皈大法,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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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其佛教修行实践,以净土念佛为主。与太虚、常惺等当时著名僧侣多有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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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的著作有《吕碧城集》、《欧美之光》、《观无量寿佛经释论》、《梵海蠡测》等。其中《欧美之光》介绍了欧美各国的佛学会、素食会、动物保护会。吕碧城旅居欧美时间很长,所到之处甚多,因此搜集的资料非常丰富,而且还保留了许多非常珍贵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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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硝烟比中国更浓,吕碧城深夜听到邻家的钢琴声,都好似杀伐之声。吕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先是住在香港山光道自购的一所房子中,后搬入东莲觉苑,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遗命不留尸骨,火化成灰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南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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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山的那首《碧城》:“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树水晶盘。”或许正是吕碧城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的写照。她自己所作的《琼楼》一诗,则更能体现她对人生的真切感受:“琼楼秋思入高寒,看尽苍冥意已阑;棋罢忘言谁胜负,梦余无迹认悲欢。金轮转劫知难尽,碧海量愁未觉宽;欲拟骚词赋天问,万灵凄恻绕吟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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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成就北大的“三只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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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俏皮地说过:“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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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只兔子”分别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因三人的个人属相都是兔子而得名。蔡元培生于同治丁卯年(1867年),陈独秀生于光绪己卯年(1879年),胡适生于光绪辛卯年(1891年),都是生在兔年,彼此之间相差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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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其教师多为翰林院腐儒,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僚或豪门之家,上学堂的目的就是升官发财。有的学生上课还带着听差。上体育课时,教员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有的学生则是“八大胡同”的主顾。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经初步改革,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受到“老爷”式学堂传统的影响,依然积弊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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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元培之前,北大这个“烫手山芋”已经在好几位校长手里流转。第一任校长是颇具声名的学者、思想家严复,但其难以应付棘手的日常事务,不到8个月就急流勇退。蔡元培知难而进,毅然赴任。报界当时作了这样的报道:“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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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法宝,即为众所周知的“八字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校应保持独立的资格,不受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蔡元培对各路人才的涵容吸纳,不论长幼、政治观点、学历背景,一律唯才是举。一时间,北大成为大师云集的场所,“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北大从此不再平静。教师们的观点常常尖锐对立,但恰恰是这些差异形成了一种创造力,在自由的空气中每个人自由地发挥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北大显示出她的大气与活力。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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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出现,才将北大由一所痼弊缠身的旧式学堂,变为了生机勃勃的新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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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为人桀骜,个性极强,他曾有过这样的立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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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当年进北大,还是爱才如命的蔡元培多次延请的结果。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陈独秀到任后,整顿北大文科,协助蔡元培全面整顿北京大学,多方延聘人才。不久,北大文科就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人参加的学制改革机构,启动了文科改革,改变了北大文科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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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迁至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今20号)陈的家中。从此,北京大学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陈独秀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当年从箭杆胡同9号发出的声声呐喊震撼着整个中国。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陈独秀极大地提升了北大的社会知名度与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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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胡适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经陈独秀举荐,27岁的胡适成为一名年轻的北大教授。胡适在美国时就已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因此虽是小字辈,但到北大时已经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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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的前几年中,胡适著作颇丰,举国瞩目。在文学领域,他推出了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第一部白话戏剧《终身大事》,第一部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并率先将考证运用于古典小说研究,以《红楼梦考证》一文影响最大。在哲学领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些均为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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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适与陈独秀性格之异同,鲁迅曾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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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用他的声望请来了孟森、钱穆、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等知名人士来北大任教。内战时期,胡适接替傅斯年为北大校长,为北大在乱世中的发展做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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