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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法宝，即为众所周知的“八字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校应保持独立的资格，不受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蔡元培对各路人才的涵容吸纳，不论长幼、政治观点、学历背景，一律唯才是举。一时间，北大成为大师云集的场所，“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北大从此不再平静。教师们的观点常常尖锐对立，但恰恰是这些差异形成了一种创造力，在自由的空气中每个人自由地发挥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北大显示出她的大气与活力。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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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出现，才将北大由一所痼弊缠身的旧式学堂，变为了生机勃勃的新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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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为人桀骜，个性极强，他曾有过这样的立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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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当年进北大，还是爱才如命的蔡元培多次延请的结果。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陈独秀到任后，整顿北大文科，协助蔡元培全面整顿北京大学，多方延聘人才。不久，北大文科就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人参加的学制改革机构，启动了文科改革，改变了北大文科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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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迁至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今20号）陈的家中。从此，北京大学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陈独秀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当年从箭杆胡同9号发出的声声呐喊震撼着整个中国。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陈独秀极大地提升了北大的社会知名度与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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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胡适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经陈独秀举荐，27岁的胡适成为一名年轻的北大教授。胡适在美国时就已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因此虽是小字辈，但到北大时已经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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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的前几年中，胡适著作颇丰，举国瞩目。在文学领域，他推出了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第一部白话戏剧《终身大事》，第一部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并率先将考证运用于古典小说研究，以《红楼梦考证》一文影响最大。在哲学领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些均为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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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适与陈独秀性格之异同，鲁迅曾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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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用他的声望请来了孟森、钱穆、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等知名人士来北大任教。内战时期，胡适接替傅斯年为北大校长，为北大在乱世中的发展做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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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与钱钟书齐名的民国早逝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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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钟书早年就读清华大学时，因其超人的才华，有“人中之龙”之美誉，后更有“民国第一才子”之称。殊不知，当时还有一位很牛的清华学子，名叫张荫麟，与钱钟书是比肩的人物，据钱钟书的《槐聚诗存·伤张荫麟》自注，时人将他俩誉为“南能北秀”（佛教的两大宗师：北宗神秀，南宗慧能）。张荫麟还与夏鼐、吴晗和钱钟书并称“清华文学院四才子”。钱钟书曾写诗道：“同门堂阶让先登，北秀南能忝并称；十驾难追惭驽马，千秋共勖望良朋。”称赞张荫麟的学问和名声都高过自己。可惜天不假年，张荫麟未及尽展其才便英年早逝，只活了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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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清华学人的张荫麟和钱钟书，又同样是清华教授、大学者吴宓的得意门生，他们在吴宓的藤影荷声馆的饭桌上第一次相遇，遂结为知己。这一年是1929年，钱钟书刚考进清华，而张荫麟此时即将从清华毕业。吴宓对钱钟书和张荫麟都十分欣赏，专门写诗称赞钱钟书的才华：“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亭林）赵（瓯北）传家业，气胜苏（东坡）黄（山谷）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他盛赞张荫麟是“梁任公第二”，梁任公即鼎鼎大名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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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比钱钟书大5岁，他生于1905年，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幼年家境颇殷，有大量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于民国1923年的秋季考入清华中等科三年级。在清华求学期间，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造诣，尤深于史，名震一时。入学后不久，张荫麟就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以褒扬，叹为天才，认为其将来必会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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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期间，张荫麟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深得当时史学界称赞。钱穆称他“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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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喜评时人，除了挑战梁启超外，还对当时的不少学者作家颇多臧否。他指出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识”。他批评郭绍虞食“洋”不化，牵强附会。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上册），时称名著，荫麟却能举证确凿，指出定义混乱、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匆促从事，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张荫麟对之还做了择要纠正。他曾写《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对以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们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不过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亚，“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而所书写者，莫非“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直译为‘感性垃圾’），以中学生作文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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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顾颉刚“疑古”学说“误用默证”的方法论错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史实错误，他都提出过严厉而中肯的批评。恩师陈寅恪，他也本着“是则是，非则非，毫不掩饰，毫不客气”的态度与之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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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学术开明时代，那些学人确具服善之勇，张荫麟容易得罪人的时论并没有引起所谓的“笔墨官司”。遭其批评的冯友兰在他去世后，主持设立了“张荫麟奖学金”；顾颉刚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肯定张荫麟在通史领域大有建树；陈寅恪誉他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他去世后，陈寅恪更是为他写下“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的悼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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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年获公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留学4年，修完应学课程，未待期满，已获哲学博士学位，提前返国。1934年，回国应清华大学之聘，任历史、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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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他与近代藏书家、学者伦明之女慧珠结婚。暑假后应教育部之聘，编撰了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张荫麟一直不满当时的历史教育，说教材无穷无尽地排列着名字和史料，让青年人“被迫重温再温可厌倦的一套杂凑的机械的史实”。因此这本名为《中国史纲》的课本既不重考证，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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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离乱的时局不允许学者在书斋中耕耘。“卢沟桥事变”后，被迫南下的张荫麟不得不搁笔，其时《中国史纲》刚写到东汉建立。直至他5年后病逝于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中国史纲》也只是更新了序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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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中国史纲》的问世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只写到了东汉，却绚烂至极。以至几十年后一位网友形容这部历史课本是“好莱坞大片”，“看起来一点也不费脑子”。他甚至开始后悔，如果他的高中教材就是这本书的话，他也许就选择读文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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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赞之说：“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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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称“张荫麟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国宝。……他的中国文学受教于王静庵先生（国维），西洋文学受教于吴雨生先生（宓）……为梁任公先生所赏识。他不仅文史淹博，哲学的素养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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