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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争源自张荫麟的一篇文章《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张荫麟在此文中写道：“周作人氏在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指出我国文学上有两种思潮之交互循环：其一为‘诗言志’的观念，其二为‘文以载道’的观念。吾人若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下列诸时期：一、晚周；二、两汉；三、魏晋六朝；四、唐；五、五代；六、两宋；七、元；八、明；九、明末；十、清；十一、民国，则单数诸朝悉为言志派当盛之世，双数诸朝悉为载道派当盛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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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只有22岁的钱钟书却不同意这个观点，著文批驳。事隔几十年后，钱钟书进一步在《七缀集》里解释说，其实“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是针对不同的文体而说，“文”通常指散文或者“古文”，以区别于“诗”、“词”。一个作家可以用“古文”来阐明道统，用诗抒写自己的志向怀抱，用词来抒写更加私人化的情感世界，这些文体好比平行而不平等的台阶，“文”的等次最高，但在一个时代里这些文体可以同时存在。打个更形象的比喻，这两句话好比是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而按照周作人和张荫麟的理解就成了“一日三餐全吃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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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人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却见解相同，那就是“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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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谁是民国将领中写诗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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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民国将领中，有不少人是读过书的，喜欢舞文弄墨。豪杰胸怀，自然以诗歌抒发最为合适。那谁是民国将领中写诗最多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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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好多人难以置信，这个答案，竟然是14岁就当了兵、没读过几天书的冯玉祥将军。这个身高1米9的民国时期军事家、爱国将领、著名民主人士，一生中竟写下了1400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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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诗都是有感而发，语言质朴，明白如话，是憎爱分明、雅俗兼备的口语体诗。他曾自谦地说：“我的诗，粗而且俗，和雅人们的雅诗不敢相提并论，因此，我只好叫做丘八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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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八”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兵”字，是指当兵的人。周恩来曾对冯玉祥独树一帜的丘八诗作过高度评价：“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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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马生涯中，每当驻扎在一个地方时，冯玉祥都要抽闲暇时间，亲自带领部属官兵大量植树，被当地群众尊为“植树将军”。他还十分注意爱护树木。行军打仗时，他都劝戒士兵，不许践踏树木。屯兵徐州时，发动广大官兵植树造林，曾作护林诗一首：“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其爱树之情，可谓真切；其琅琅上口之诗作，很是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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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植树和爱树的诗歌，他还写过不少，如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为反内战而避居美国，后来他曾打电报回乡，要求父老乡亲多植树，并作《森林》诗一首：“森林密层层，独自慢慢行；红叶和绿叶，天然画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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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很注意在工作中坚持学习，他有一习惯，每到一地，必寻该处地方志仔细阅读。1944年3月，他为抗日募金到川南各县，路经合江，当晚找来《合江县志》秉烛夜读，知道全县有寺庙408座，1931年以后，又增修了198座，由此感慨系之，认为必须强化普及科学，并写诗一首以记之：“我读合江县志书，一夜未曾合眼珠。原有大庙四百座，增修一百九十处。我们科学不进步，这样迷信太马虎。看重空想不实际，何时才能收失土。此事革命应当做，敷敷衍衍太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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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夏季节，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来到徐州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会晤。在一份战报上他看到抗日英雄吴荣保壮烈牺牲的报道，作丘八诗《铜山烈士吴荣保》一首：“大英雄，吴荣保，我民众，好师表；家住铜山两山口，敌陷故乡不逃跑。我军反攻，他作向导。不怕敌军炮火猛，侦探敌情来报告。不料一日被敌擒，身受敌兵数十刀；鲜血淋漓衣尽赤，吴君宁死不屈挠。临死之时犹高唱：‘杀死日本鬼，中国永不亡！’烈士为国死，万世流芬芳。同胞奋起报仇恨，为我民族争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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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却很少有人知道冯玉祥在听到白求恩逝世后，也写过一首《悼白求恩大夫》的丘八诗。诗中赞道：“一位外国人，名叫白求恩，来自加拿大，不辞苦和辛。为我独立战，矢志献其身，服务在前线，救伤又治病。意志何坚毅，博爱火热心。医术也高妙，着手即回春。”“举世皆敬崇，伟大垂不朽，永昌芬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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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除了有“植树将军”之美誉外，还有“基督将军”、“布衣将军”之称谓。其实，还应该给他的美称加上一条：“诗歌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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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冯玉祥当年的人生辉煌，人们并不陌生，本文不赘述了。冯玉祥曾被美国《时代》周刊1928年7月2日选为封面人物。这一期的《时代》周刊关于封面人物冯玉祥的报道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他站起来足有6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皮肤、很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19.5万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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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冯玉祥当年是何牛之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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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纵横捭阖大笔如椽的民国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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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轻时，曾对两位近代奇才推崇备至，一位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另一位是“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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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于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渠之父先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昌济是毛泽东的恩师，他指点毛泽东读书与治学，“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就是说杨昌济常常引用曾涤生、梁任公的实例来勉励毛泽东。曾涤生即曾国藩，梁任公即梁启超也。所以，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对曾国藩和梁启超最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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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曾国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这是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所说的话，这里的所谓“独服曾文正”，主要是指佩服曾国藩“收拾洪杨一役”的“完美无缺”的军事手段。后来毛泽东于延安时代也曾劝党的高级干部说：“要读一点曾文正公的家书。”晚年，毛泽东于1969年1月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毛泽东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他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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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很高，他曾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康梁分道扬镳后，曾国藩著作长伴梁启超左右，使他在几次重大挫折与激愤中，能很快恢复平静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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