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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比梁启超小20岁。受时代的局限和环境的制约，毛泽东小时候在私塾中所能接触到的书不过是《百家姓》、《三字经》、《论语》、《孟子》、《中庸》、《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传统的东西，很难接触到到一些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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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4岁的毛泽东才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早期改革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这两本书都是讲学习西方，变法维新，振兴商务，强国富民，使毛泽东学到了许多新知识，眼界大开。这些新鲜的知识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而又奇妙的世界，毛泽东为之很是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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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毛泽东倍感新鲜的《校邠庐抗议》和《盛世危言》，讲的都是30多年前洋务运动时期的事了。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冯桂芬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林则徐的学生,受其师影响，有强烈的经世意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则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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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时就挟戊戌变法之雄风而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的梁启超，此时正纵横捭阖地驰骋在思想舞台上。梁启超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近代思想解放先驱者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思想，而且突破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思想框架，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宣传新思想，传播新观念，介绍新知识，为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所倾倒。他以半文半白的流畅可读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奥的强国富民的大道理，再交织着动人心肺的热烈的情感，吸引了社会上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梁启超迅速成为那时舆论界的“执牛耳者”，具有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时有“中国百年以来第一时评家”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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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梁启超所创造的“新民体”，被认为是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伟大贡献之一，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民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有着很大的影响。梁启超的“新民体”气势如虹，读之使人酣畅淋漓，如他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
:“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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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梁启超好生敬佩。1910年，毛泽东从他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过期的《新民丛报》。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认真阅读，反复思考，直到里面的不少文章都“可以背诵出来”（《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页9）。毛主席尤其喜欢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续刊登的《新民说》。这篇论文分20个专题，以新颖的文字，令人信服的哲理，论述了自由、民主、权利、义务、社会道德、社会组织、国家思想、尚武精神、个人自尊、新民素养等重要的社会理论问题。毛泽东读后，茅塞顿开，忽然明白了许多道理。他不仅将一些重要的段落加点画圈，而且还在旁边写有批语。现藏在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新民丛报》第4期，就留有毛泽东对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一节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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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毛泽东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现代国家观念，对专制制度有所批评，对梁启超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有一定的好感。1911年春天，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听到广州黄花岗反清起义失败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大字报），贴在墙上，呼吁推翻清朝统治，让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来组织新政府。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回忆那时的感受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一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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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对梁启超的崇拜远胜于康有为。他习惯上将“康梁变法”说成“梁康变法”。他曾一度取笔名为“学任”，他曾解释说这个笔名含有学习梁任公之意。他还学梁启超的“新民体”去写文章，文风活泼，感情充沛，煽动性极强。1913年，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书时，他的语文老师袁仲谦就批评他不应该学习梁启超的“新民体”，因为这种文体比较适合报刊，要写深厚而真正说服人的好文章，还要学习韩愈等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此后，毛泽东的文体才有一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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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因为韩愈著作的善本极贵，毛泽东于是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那时，毛泽东每天早晨都诵读韩文。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曾写道：毛泽东读韩文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部意义，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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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梁启超在毛泽东心中的崇高地位丝毫没有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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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致好友的信中，对梁启超广博的知识十分推崇，特别赞成其“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年谱》上卷，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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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毛泽东的身上，很容易寻找梁启超的影子。那时毛泽东在写的一些文章中，很喜欢征引梁启超的论述。梁任公所著的《论私德》、《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毛泽东都征引过其中的片段，或吸收了其中的观点。在1915到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毛泽东几乎和梁启超同呼吸、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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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千古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推崇备至。（梁启超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时，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毛泽东将此文和其他一些反袁的文章，如《袁世凯之解剖》、《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军中敬告国人》等编为一本小册子，名为《梁启超先生等对时局之主张》，在湖南第一师范和长沙到处散发，影响颇远。袁世凯帝制败亡后，梁启超提出南北和解，远在长沙的毛泽东也持同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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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春天，毛泽东和知心好友决定成立一个革新社团起名叫“新民学会”。这个名称显然是来自他最喜欢的梁启超的《新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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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于1929年病逝。他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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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当代最红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对梁启超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梁启超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股市的建设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请看郎咸平的演讲：“1922年，疯狂的交易所热潮终于落下了帷幕。随着门庭若市迅速变为门可罗雀，难以维系的交易所纷纷破产，最终存活下来的交易所只剩下六家，信托公司也只剩下两家。中国进入了证券交易的冰河期。然而，在惨痛的现实面前，中国当时已经有睿智的思想家提出了世界级的解决方案，而日后美国、英国的证券市场正是按照这种解决方案的思路完成了股市的重建，那么，如此睿智的中国思想家是谁呢？是梁启超。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你看他说过什么话：‘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学不像，我们只是仰慕公司的名字就开始炒股，而不考察公司的实际基本面。这是他的原话，多厉害，他可是在100多年之前说的。梁启超没有在沃顿商学院念过任何一天的经济学课程，完全凭自己的悟性。还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股市出了什么问题？缺乏信托责任。这个批评放到今天来用，都是非常适合的。梁启超怎么说？‘是信，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权委托少数之人为众所信用者。’也就是说，由少数有信用的人来经营企业。什么是信用？就是信托责任。他认为当时的股市缺乏信托责任。这种智慧之言，很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其实他讲的话和我今天讲的话是一样的，我的水平也就是这样。可是我告诉你，我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我拿到沃顿商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才有这种水平，他可没有，可见这个人有多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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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首揭汪精卫叛国丑闻的新闻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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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2月，汪精卫秘密离开重庆经由昆明飞抵越南河内，于12月9日在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本政府的近卫声明，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中日和平”，力劝蒋介石投降，声言日本政府的声明是和平的原则，国民政府应以此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从此，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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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党内亲日派脱离中央投日，对国民党来说，自然是一大丑闻。国民党最高当局当然不愿家丑外扬，于是便“严密封锁”消息，禁止媒体报道。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但身处“陪都”之地，在新闻管制的高压政策下，都无法揭露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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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第一个将这则惊天新闻公之于众的是民国新闻怪杰严怪愚，他是湖南《力报》采访部主任，当时正在重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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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怪愚本名严正，湖南邵东县人。早年上湖南大学时，常用严怪鱼为笔名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此名来自他家乡的一种鲶鱼，此鱼习性古怪刁钻，故当地人常用“鲶鱼拐事”或“鲶拐子”来形容性情怪僻之人。严正取其谐音而用之。后来，有人指责他又怪又愚蠢，于是他索性以严怪愚为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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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严怪愚从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供职于湖南《力报》。1936年“三八”妇女节，26岁的严怪愚与大家闺秀姚家芳参加了长沙市政府举办的湖南第一次集体婚礼，这事在当时很轰动。姚家芳的父母极力反对女儿嫁给一个“穷书生”。但严怪愚不愿低头，情愿托朋友向成衣店赊账为新娘子做嫁衣，亦不去讨好很有钱的岳父，其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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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怪愚婚后半年多，曾与省府主办的《国民日报》打了一场“笔墨仗”：1936年10月19日，文坛巨匠鲁迅先生逝世，国民党政府竟下令禁止新闻界著文悼念。在严怪愚的力主下，《力报》挺身而出，冒着风险刊登了一系列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其时，刚好段祺瑞也辞世了，当时在东南新闻界风头十足的《国民日报》主编罗心冰，就抓住鲁迅与段祺瑞两人的遗嘱大做文章，还出特刊追悼段祺瑞，与《力报》唱对台戏。罗心冰在一篇《随便谈谈》的文章中，说段祺瑞至死不忘国事，仍在为国家操劳，贬责鲁迅死也不忘个人恩怨，为儿女操心。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鲁迅之死不算得损失，段祺瑞之死才算得损失”。严怪愚马上在《力报》上撰文回驳，他写道：“鲁迅的遗嘱，我喜欢他的‘硬’，喜欢它刻毒而近乎实在……段祺瑞的遗嘱，我喜欢他的堂皇，口气足，虽然实际上做不到，事实上近乎夸大，可是到底可以给‘幻想’一点安慰。但我更爱鲁迅，因为他一生没有做过‘媚’的文章，他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为民众的觉醒而呐喊。的确，段祺瑞功在‘民国’，那么，鲁迅则功在‘国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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