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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怪愚浏览了一下材料后不禁拍案而起，大呼：“可耻！可耻！真是民族败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领土，杀戮我同胞，而今竟有人认贼作父，想将五千年文明古国拱手相让。我就是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也要马上予以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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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严怪愚就按捺满腔愤怒写成《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稿，连夜电发《力报》总部。主编陈楚收电后，翌晨即以头版头条刊登出来，这篇电讯稿一针见血地指出：“汪兆铭先生倡导的和平运动，是公开投敌的可耻勾当，也是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趋势。日寇在华进行政治诱降，看来已初见成效；国人切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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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怪愚的这篇新闻稿一出，石破天惊，整个国统区都为之震动，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慑于重庆当局的恼怒，一时惶惶不可终日。因抓不到远在重庆的严怪愚，只有煞有介事地掩饰，登报谎称“严怪愚造谣惑众，诬连党国，在重庆捉拿归案枪毙了”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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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半个月后，国民党当局也改变了策略，一脚踢开汪精卫，中央社和各报社才纷纷报道了汪精卫的叛国丑闻。国民党中央还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出党。这样，严怪愚和《力报》同人才幸免于难。薛岳则转怒为喜，自鸣得意。他手下的文人政客们还厚颜无耻地吹捧道“湖南最先刊登汪精卫已投敌的消息，证明薛主席有胆有识，政治开明。领导有方，抗战坚决……”（1984年，严怪愚病逝之后，香港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八大名记者不屈不挠的一生—严怪愚猛捋汪精卫的虎须》的长文，追忆了这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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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报》因捷足先登揭露了汪精卫的叛国丑闻，影响面迅速扩大，发行量由原来的3000份猛增到12000份。严怪愚因其果敢的壮举而赢得了“新闻勇士”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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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严怪愚还曾枪挑“模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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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1939年秋，严怪愚从重庆回长沙，出任《力报》总编辑。当时国民党桂系大员自吹广西为“模范省”，有“国防强大”、“建设繁荣”、“道德高尚”三大成就。于是，严怪愚怀着好奇心亲自入桂采访，写了篇《春草遥望近却无》的通讯，揭露某些人弄虚作假制造广西繁荣的假象，使所谓“模范省”名誉扫地。文中说：“广西的国防确实很强大，省城桂林有一架进口的暂时还不能起飞的军用飞机足以证明；广西的建设确实很繁荣，不睁开眼睛就看不到衣衫褴褛的难民流入湖南；说到道德那就更高尚了，要在离城三五里的偏僻处才可以看到暗娼和抽大烟的，如此‘模范省’怪不得闻名遐迩了。”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看了，竟在广西“扩大行政纪念周”上，指名道姓把严怪愚大骂一通，并扬言要捉拿严怪愚并把他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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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怪愚的所作所为，令一些党国大员极为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对他进行利诱，但都被他拒之门外。“政学系”在桂林创办《大公报》邀他加盟，他也拒绝，认为那会失去言论自由。然而，他对当时较弱小的中共，却冒生命危险给予同情和支持。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国府勒令中共代表团限期撤离上海。代表团起程时，迫于紧张的局势，各方人士都不敢在便衣盯梢下前往送行，月台上只有一个送行者，他就是严怪愚。第二天，上海《申报》消息称：“昨日中共代表团成员全部离沪，只有《东南日报》特派员严怪愚先生一人在风雪中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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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晚报》因发表了严怪愚的一篇描写何键公馆黑幕的小说，就被当局查封，也使得他很久不能用严怪愚这个名字发表文章。1940年，湖南当局趁取缔八路军驻湖南办事处之机，诬陷严怪愚主持的《力报》“言论荒谬”、“协同‘八办’阴谋推翻政府”。于是，报馆查封，三人遭捕，严怪愚被投入监狱达八个月之久。此举惹起民众抗议，许多读者拒绝办理退订手续，要求《力报》复刊。出狱后，严怪愚即与冯英子找省党部书记廖维藩交涉复刊，廖同意复刊，但提出复刊后的《力报》必须听从政府指令。严怪愚即刻表态：“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当即拂袖而去。后来，他们辗转到达湘西沅陵，在那里恢复了《力报》，还创办了《中国晨报》，使之成为西南抗战运动的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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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白崇禧退据长沙，紧张地部署湖南防务，但对严怪愚的一“箭”之仇（指其揭穿广西“模范省”的檄文）仍然耿耿于怀，在他开列的“黑名单”中亲笔加入了严怪愚的名字。为了稳住严怪愚，白崇褡特意托人约请当时任《长沙晚报》社长的严怪愚与他当面谈谈。严怪愚料知凶多吉少，只得秘密回到老家邵阳暂避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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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在衡宝战役中，一介书生的严怪愚加入湘中二支队，像战士一样居然也端起了汤姆逊冲锋枪，与桂系王牌军激战，昔日对桂系的口诛笔伐演变成真刀真枪的较量，这是正处溃败之际的白崇禧始料不及的，也是历史的黑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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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严怪愚任湖南省邵阳专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兼《工商晚报》编辑；1951年任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主任兼编委主任。后任教于长沙一中、长沙师范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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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界，严怪愚与范长江的感情最深。1979年，严怪愚在上海一家杂志上读到冯英子撰写的《悼长江》，才知道范长江于1970年被“四人帮”迫害死了。严怪愚怆然泪下，留下两行诗句：“往昔依稀人不见，小窗微雨立多时。”1984年3月1日，严怪愚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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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张学良最钦佩的民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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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国的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的张恨水，是张学良最钦佩的作家。他数次登门拜访张恨水，力邀张恨水出山做官，还亲自约张恨水为奉天《新民晚报》写长篇小说……这民国年间著名的一文一武，以文结缘，以心相诚，共同演绎了家国梦乱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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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交往缘起于张恨水1924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这部小说以报馆记者杨杏园与妓女梨云、女诗人冬青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揭露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腐败，小说里的青年将领韩幼楼就是以张学良为人物原型。从字里行间来看，张恨水对韩幼楼的描述还是比较正面的，没有讽刺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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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明外史》是张恨水在北京创作并在北京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首部百万言长篇巨构。写这部小说时，他只有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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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12日，《春明外史》开始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连载，自见报第一天就引起了轰动，吸引了很多读者。人们争相购买这个报纸，一时洛阳纸贵。小说从1924年4月12日开始连载，直至1929年1月24日全部载完，其间长达五年之久。有些读者为了先睹为快，居然每天下午到报馆门口排队等报，而且是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风雨无阻，天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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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读者，居然是《春明外史》做的月老，使他有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太太。这位读者就是张慎之先生。他是名小说家“百花同日生”即张秋虫先生的哥哥，后来也做过《世界日报》的总编辑，没来北京之前，他在山西太原办报。当时太原交通司令潘宜之有位侧室叫郑秀珍，很漂亮，也有文化，本来对潘宜之就没有什么感情，看了《春明外史》，心仪杨杏园，对新闻记者产生了好感，也想在生活中找一个“杨杏园”。后来偶然和张慎之相识，便一见钟情，两人逃到北京，正式结了婚。张先生进了《世界日报》后，同事们都开玩笑地说：“没有恨老（指张恨水），就没有你们这一段姻缘，可得谢谢恨老这个大媒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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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冬天，随着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获胜，张学良得以经常来到北京，无意中看了《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连载的几期《春明外史》，很快就对其引人入胜的小说情节着了迷。尤其是他发现小说中的“军队总指挥韩幼楼”身上有许多自己的影子时，就萌生了去造访作者，与之交个朋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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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张学良登门拜访了张恨水。此时，张恨水正在家专心致志地续写《春明外史》，两人相见甚欢，从《春明外史》的情节设计、布局谋篇谈起，话题越来越广，两人从文学谈到社会，又谈到对时局的看法。让张恨水没有想到的是，张学良不仅对文学十分感兴趣，而且知识面很广，还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同样看不惯。谈到最后，张学良说：“恨水兄，咱们虽然初次相识，但一见如故，如兄不嫌弃，我们就做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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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自然也对结交张学良这样的朋友很高兴，因为他不仅是自己笔下的人物，更是叱咤风云的东北军少帅，一代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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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张学良又来到张恨水的家。张学良的此番来意，是专程请张恨水到奉军中担任文职官员，但张恨水婉言谢绝了。张恨水是典型的文人，也是性情中人，只想以笔耕为生，也以此为乐，对当官了无兴趣。张学良虽然讨了老大个没趣，却并没有改变对张恨水的好感，相反对张恨水的人格倍加赞许。张学良看到张恨水靠一支笔，养活一个大家族几十口人很是辛苦，没与张恨水商量，便授予他一个“参事”头衔，只挂名，不需要去工作，每月还给他发一份不错的薪水。朋友做到这个份上，张学良很够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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