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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张学良又来到张恨水的家。张学良的此番来意，是专程请张恨水到奉军中担任文职官员，但张恨水婉言谢绝了。张恨水是典型的文人，也是性情中人，只想以笔耕为生，也以此为乐，对当官了无兴趣。张学良虽然讨了老大个没趣，却并没有改变对张恨水的好感，相反对张恨水的人格倍加赞许。张学良看到张恨水靠一支笔，养活一个大家族几十口人很是辛苦，没与张恨水商量，便授予他一个“参事”头衔，只挂名，不需要去工作，每月还给他发一份不错的薪水。朋友做到这个份上，张学良很够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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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投之以桃，张恨水自然也报之以琼瑶。1928年8月，为了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所办的报纸相抗衡，张学良决定支持创办奉天《新民晚报》。这份报纸与后来上海的《新民晚报》同名，但没有任何关联。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子承父业，是名副其实的东北最高统治者。为了使《新民晚报》好看，以赢得更多的读者，张学良想起了妙笔生花的张恨水，他亲自去信，约张恨水写一部类似《春明外史》的连载小说。张恨水接信后二话没说，立即开始构思、动笔。他顺着《春明外史》的思路，重新虚构了一些人物，开始创作一部新小说，并为新小说取名《春明新史》，既有续篇之意，又在许多情节上另起炉灶，更为注重故事情节的冲突、内容的新奇与对社会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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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果然有很强的市场号召力。1928年9月20日，奉天《新民晚报》在创刊号上即开始推出《春明新史》，一时间好评如潮，报纸不但热销奉天，在关内大城市中也拥有很多读者。史料记载，奉天《新民晚报》销售量最多时高达50万份。1929年初，张学良得知张恨水寄来新出版的《春明外史》一百部托《新民晚报》代售，立即派副官去买来二十部，随后发给在帅府中任职的主要官员。一时间，张恨水的小说成了帅府中最受关注的读物。后来，张学良还将张恨水小说推广到东北军中，步兵第七旅的连长以上军官，几乎都读过《春明外史》，都成了张恨水的铁杆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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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而不往非礼也，张恨水也决定回访挚友张学良。1929年8月，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张恨水前往沈阳，专程拜访张学良。来之前，在张恨水脑海中，“觉得东三省是边省，那省会是很简陋的”。然而，下了火车后，张恨水看到沈阳城中不仅马路宽敞、市场繁华，还建起了很多西式建筑。再看街头行人，着西服、系领带的男士和烫头发、穿高跟鞋的时髦女子比比皆是，这种景象在北平街头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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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番景象，张恨水不觉加深了对张学良的好感，感到张学良为政有方，让沈阳城早早接受了新事物。当晚，张学良在大帅府设宴欢迎张恨水的到来。餐桌上，张学良趁着气氛融洽，对张恨水旧话重提，再次诚挚邀请张恨水出来做官，张恨水再次婉谢了张学良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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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之行，张恨水感慨良多。张学良为张恨水安排了丰富的活动：游览沈阳故宫、北陵，与省城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会面、座谈，张恨水借此机会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在沈阳逗留数日之后，张恨水才返回北平。回北平后不久，为感谢张学良的盛情，张恨水又为沈阳《新民晚报》创作了长篇小说《黄金时代》，供其连载以招徕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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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调停中原大战之后的张学良，其势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扩展到了华北京津等地。1931年4月，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赴北平主持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偕于凤至及赵四小姐一起住进了顺承王府。在此地，为了延揽更多的人才，张学良又想到了老友张恨水。这次，他派副官持专函到张恨水的府上，邀请其出任自己的秘书。张恨水回应说，自己只会写小说，不懂得军事、政治，无法胜任张学良秘书之职，还亲笔给张学良写信表示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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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还引发了张恨水的一个题诗趣闻。此信送达张学良时，张学良的红颜知己赵四小姐也看到了。赵四小姐觉得张恨水的字写得很好，翩翩欲飞的，很有书法的韵味，便嘱咐副官带去一把白纸折扇，请张恨水再赐墨宝。张恨水看到扇面上已有名家画作，描绘的是春暖花开时节，在爬满青藤的篱笆上飞舞着一对恩爱的燕子。他略加思索，在扇子的空白一面题写了诗句：“少帅隆情嘱出山，书生抱愧心难安；堂前燕子呢喃语，懒逐春风度玉关。”写完，亲自将扇子送到张学良在北平的住所，将题有自己诗作的扇子送给了赵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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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的造访，使张学良喜出望外。见面后，他本想再次提请张恨水出山就仕，但一见张恨水于扇子上的题词，就知道张恨水的心意，于是便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就此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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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张恨水这样的名流无疑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北平的报纸从张学良身边人处得到这个消息后，如获至宝，立刻以大版面刊出张学良与张恨水交往的文章，标题就是《张学良三请张恨水，张恨水婉辞不就》，很具有轰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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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不仅拒绝了张学良的“出山”之邀，还曾经错失为张学良作一部传记小说的机会。1934年2月20日的《北洋画报》披露了下面这件事：“闻张氏（注：即张学良）未入关前，曾属钱君（注：即钱芥尘）授意恨水，为彼撰一纯以张氏为主角之长篇说部，即名《张学良》，秉笔直书，不加奖饰。恨水允之，以其历史难告一段落，无从下笔，久未报命。此次张氏返国，沪报谣传恨水奉召至杭，代撰游记，或系旧话重提？外间不察，乃误为张氏欲请恨水捉刀，余知过去事实，爰为记付《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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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报道说的是，张学良曾委托《新民晚报》负责人钱芥尘去找张恨水，请他为张学良写一部长篇传记小说，名字就叫《张学良》，并特意嘱咐要秉笔直书、不加粉饰。张恨水当时答应下来，可他认为张学良的人生还没有进入高潮阶段，不妨等一等再写。结果后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成了有争议的人物，写传只好暂时搁置。及至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被囚禁，这个写作计划流产。没能履行承诺为张学良写一部传记小说遂成为张恨水心底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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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张恨水前往西北地区考察，归来后创作了《燕归来》、《小西天》。年底，张学良闻知张恨水西北归来见闻颇多，电邀张恨水赴武汉一聚。此时张学良担任豫鄂皖“剿总”副司令，正为“剿共”战事而愁眉不展。到武汉后，张恨水把在大西北看到的社会状况如实告诉张学良，并说通过此行，自己的思想变了，写作风格也受到影响。张恨水的思想倾向自此转向同情、歌颂穷人和揭露、抨击权势者。他的这种转变受到有着强烈救国救民思想的张学良的高度赞赏，张恨水的思想变化也深深影响了张学良。张恨水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两年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身陷囹圄，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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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张恨水领着妻儿离开重庆，乘车回故乡安徽。在经过贵州桐梓县城时，张恨水压低嗓音对妻子说：“知道吗，桐梓境内有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张学良就在里面。”妻子明白张恨水的话意，问道：“你想去看望他？”张恨水叹息说：“当然想去，只是不知道监狱的具体位置；再说，别人也不会允许我去见他。”话语中充满了人生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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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12日，张恨水想起故友，在北平《新民报》上发表《今日赠张学良》一文表达思念之情，文章中写道：“今日双十二，不免想起了西安事变。这幕戏两个主角。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杨虎城。我们所知道的，张学良已于一月前，坐专机由贵州去台湾。贵州是山区，台湾是海岛。不才为张氏撰一联送之：日积十年钓鱼，晚积十年读史，学而习之；昔居四面包山，今居四面环水，良有以也。”上联嵌一个“学”字，下联嵌一个“良”字，既表达十分巧妙，又体现了对故友张学良的深深思念。此后，这两位故人身处海峡两岸，天各一方，他们的友谊随着他们的先后故去，成为了一段历史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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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惨遭汉奸阵营杀害的民国犀利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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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起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前后共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6个旅30万余人，死伤7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60余万人，伤亡达15余万人；至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江阴保卫战开始。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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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沪淞抗战后，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一时尚不能进入上海的英租界和法租界，这两块地方就成了日本侵华祸水中的孤岛。上海此后直至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间称为孤岛时期（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占领了租界，整个上海都成为沦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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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有血性的一些新闻界人士在孤岛中奋起，以报纸为阵地，以笔杆为武器，办报著文，声讨日伪的累累罪恶。虽然英、美、法等国对租界仍保持着管辖统治权，但日本侵略者不允许租界内有抗日活动和反日伪的舆论宣传，设立了新闻检查机构，严加管理。一些爱国报纸被迫纷纷宣布停办或转移到武汉、香港和重庆。但一些洋商办的报纸可以不送给日伪审查，于是爱国报人继续在这些报纸上发表各种形式的抗日和揭露汉奸的文章。日伪特务就向他们采取投恐吓信、掷手榴弹、送人头人手、暗杀等种种手段。他们还指使暴徒袭击那些坚持抗日宣传的报馆，威胁、恐吓以笔墨抗日的爱国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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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着英商招牌的《文汇报》创刊不久，因发了篇社论，警告民族败类温宗尧、梁鸿志等不要筹组南京“维新”傀儡政府，就挨了炸弹，炸死2人，炸伤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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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压城城欲摧，万花纷谢一时稀。朱惺公正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接任《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版编辑的。大美晚报社坐落在爱多亚路天主堂街口（今延安东路四川南路），是“孤岛”时期借用美商大美印刷公司名义出版的大型日报，是租界内几份宣传抗战、反对卖国投降的爱国报刊之一。其后台老板是宋子文，发行人是美国人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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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原籍江苏丹阳，1901年生，幼年家贫，他通过自学成才。艰难曲折的生活道路使他养成了正直的品质和刚烈的性格。1938年2月，他进入《大美晚报》任副刊《夜光》编辑。这位充满爱国热情与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一踏上新闻阵地就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到爱国宣传中去。他观察力比较敏锐，当汪精卫在重庆初发“和平论”的时候，即发表文章，指名道姓驳斥汪的“和平论”，指出“和平本非不愿，然汪精卫口中之和平，则断非中国人之所愿也”。他以菊花喻志，在《夜光》上刊出《菊花专辑》，说“菊花生来是一个战士，它挺起孤傲的干枝，和西风战，和严霜战，和深秋的细雨战，更和初冬的冷雪战，抗战时期的国民皆宜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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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对汪精卫尤其深恶痛绝，在汪精卫叛逃上海时，他特地发表了署名陈剑魂的《改汪精卫诗》，对汪指名道姓地进行批判和鞭挞。诗云：“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该诗巧妙地将汪精卫在清末因刺杀摄政王被捕，在狱中写的《绝命诗》原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嵌入其中，经前后对比，将汪精卫背叛祖国，背叛自己，堕落成汉奸的嘴脸勾勒得活灵活现，讽刺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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