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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原籍江苏丹阳，1901年生，幼年家贫，他通过自学成才。艰难曲折的生活道路使他养成了正直的品质和刚烈的性格。1938年2月，他进入《大美晚报》任副刊《夜光》编辑。这位充满爱国热情与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一踏上新闻阵地就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到爱国宣传中去。他观察力比较敏锐，当汪精卫在重庆初发“和平论”的时候，即发表文章，指名道姓驳斥汪的“和平论”，指出“和平本非不愿，然汪精卫口中之和平，则断非中国人之所愿也”。他以菊花喻志，在《夜光》上刊出《菊花专辑》，说“菊花生来是一个战士，它挺起孤傲的干枝，和西风战，和严霜战，和深秋的细雨战，更和初冬的冷雪战，抗战时期的国民皆宜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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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对汪精卫尤其深恶痛绝，在汪精卫叛逃上海时，他特地发表了署名陈剑魂的《改汪精卫诗》，对汪指名道姓地进行批判和鞭挞。诗云：“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该诗巧妙地将汪精卫在清末因刺杀摄政王被捕，在狱中写的《绝命诗》原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嵌入其中，经前后对比，将汪精卫背叛祖国，背叛自己，堕落成汉奸的嘴脸勾勒得活灵活现，讽刺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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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孤岛”形势进一步恶化。从重庆出逃的汪精卫汉奸集团，以上海为“和平运动”中心，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勾结，紧锣密鼓，准备粉墨登场。2月间，已投靠日本侵略者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丁默邨、李士群，与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正式勾搭上，达成了肮脏交易：由丁、李组织特工队伍，以恐怖活动阻止、清除租界反日活动和抗日宣传，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保驾，日本特务机关则每月拨给经费30万日元，并发给手枪500支，子弹5万发，炸药500公斤。此后，租界里的恐怖暗杀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当时进步文化人士的处境，正如郑振铎说的，是“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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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们对付进步报人的手段除明火执仗的枪支弹药外，还有更阴险的招数，如他们打击积极宣传抗日的《文汇报》时，就使用过一个毒如蛇蝎的办法：他们在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出银洋五十元作小费，叫一个茶役将满满一篓水果送到《文汇报》去，并附了一张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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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记者先生大鉴：你们不避艰险，发扬民族正气，实堪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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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奉上水果少许，以资慰劳，聊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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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爱国的穷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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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头的报纸，读者看着喜欢，是常常会送去慰劳品犒劳报人，本来不足为奇，无奈时局动荡，白色恐怖一直笼罩着敢于仗义执言的报纸，大家自然就多了个心眼，对陌生人的行为不可不防，哪怕真是好意。果不其然，当《文汇报》将这筐水果送到英租界工部局去化验后，才知每只苹果和桔子都已注满毒液，只要咬上一口，就会毙命！幸亏《文汇报》的警惕性高，才使汉奸们的这一毒计没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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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留守孤岛的爱国报人朱惺公，也数次受到汪精卫汉奸集团及其打手的恐吓、威胁，这些人要他“改弦更张，倘继续侈谈抗日，就没有好下场”。在如此的白色恐怖下，一些朋友也劝他说“以毛笔与暴力周旋，智者不为”。但朱惺公不为所动，他坚定地说：“一个的生命可以牺牲，人格却永远不能丧失，到我们的人格被人侮辱的时候，除了牺牲生命以争取自由以外，就绝对没有第二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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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以如椽巨笔，与汉奸集团斗智斗勇。他笔锋犀利，立场鲜明，事实有据，对汪精卫等汉奸，指名道姓，冷嘲热讽，揭露深刻，极大地激励了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极大地引起了汪伪统治者的憎恨。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2月到6月，他在《夜光》副刊上发表了抨击历史上汉奸卖国投敌、祸国殃民的《汉奸史话》12篇，对秦桧、吴三桂、洪承畴等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汉奸加以淋漓尽致的揭露，让人民从历史明镜中看到汉奸群丑，使忠奸对比，古今相映。发表了总结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惨痛历史教训的《中日关系史参考》15篇，发表了宣扬古代民族英雄坚持大节的史诗和传记4篇；由朱惺公亲笔撰写的颂扬抗日英雄，宣传抗战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以及嘲讽汉奸的杂文就有21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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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等爱国报人的文章令汪伪汉奸十分害怕。1939年6月16日前后，汪伪特工总部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总指挥部”名义，向朱惺公及其他各抗日报馆负责人和编辑人员发出恐吓信，威胁他们“如再发现有反汪拥共反和平之记载”，均将被认为是“共党之爪牙，希图颠覆本党及危害国家”，决不再作任何警告与通知，“即派员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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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这封附有子弹的恐吓信，朱惺公不仅没有动摇他反对日伪的主张和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而且准备在报上公开答复。这时，好多友人为朱惺公的生命安全担忧。有人劝他说：特务心狠手辣，这次发出最后通牒，像是要真的下毒手了，你不为自己，也要为家里人想想。朱惺公激动地说：日军侵略中国以来，无辜民众，死于恶魔炮火刺刀下的，何止数十百万！没有国哪来家，倘使我为争民族生存死了，我妻子必然会忍泪强笑，告诉我儿子说：“你的父亲因不愿做亡国奴而死，你长大后，必当报此不共戴天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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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朱惺公在《大美晚报》副刊《夜光》上公开发表《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这份旗帜鲜明回答汉奸集团的公开信，以调侃的笔锋，嘲弄了汪伪的所谓“国法”，指出“自国军西撤，孤岛四周，久已不闻‘国法’之施行矣”。现在，“在此乌烟瘴气之地，风雨如晦之期，乃忽有所谓‘国法’者颁临”，正是奇“事”，奇“法”。这份到处滥投的油印“判决书”，竟然没有执行官的署名，是“奇之尤奇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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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的这份公开信着重驳斥了所谓反对汪伪即是“共党之爪牙”的谬论，重申了自己头可断、抗日意志不可移的决心，广大读者阅后无不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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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对朱惺公的公开信恨得咬牙切齿，暴跳如雷。“76号”的全称是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因位于极司非而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而得名，它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产物。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邨任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丁默邨表面上是“76号”大老板，实权却掌在李士群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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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间，李士群指派“行动总队”第六行动大队袭击了大美晚报馆，乱开手枪，乱扔手榴弹，炸坏办公室，捣毁排字房。这次袭击，只伤了几个躲避不及的排字工人。《大美晚报》并没有屈服于暴力，继续坚持同敌伪斗争。朱惺公主编的《夜光》副刊，继续发表大量揭露汪伪汉奸的文章，把上海那些附汪的无耻之徒和大大小小的汉奸骂得体无完肤，绝不向卖国的恶势力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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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破坏报馆的恐怖活动吓不住报人，汪伪特工总部改变了做法，决定由破坏报馆改为对报人的暗杀，暗杀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他们恨之入骨的朱惺公，欲除之以达杀鸡骇猴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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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8日，即朱惺公遇害的前两天，他又收到汪伪特务的一封警告信。报社同事劝他暂时避一避，晚上住在报馆里，不要回家。但朱惺公仍泰然处之，说人总是要死的，“一个平常的人，而竟能为国效死，是唯一光荣的归宿”，依旧照常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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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有良知的报人齿冷的悲剧终于发生了。1939年8月30日，朱惺公编辑完了当日的《夜光》副刊，发表了一篇评述日本内阁换马并不能挽救其最后失败的文章。下午4时许，朱惺公由寓所外出，行经北河南路天潼路时，突遭三名暴徒拦阻，其中2人转至他的身侧，紧挽他的两臂，1人拔出手枪对准他的左太阳穴，胁迫他放弃抗日反汪立场，否则就立即将他枪毙。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朱惺公大义凛然，不屈服于暴力。暴徒随即抠动扳机，不料子弹被卡，连发两次子弹都没有出膛。这时，朱惺公仍面不改色，巍然挺立，并怒斥暴徒，而暴徒却内心惶恐，“持枪之手竟抖颤不能自已”。直至放第三枪，子弹贯穿朱惺公的左太阳穴，重创倒地，慷慨捐躯，年仅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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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的悲壮之死，使上海民众大为悲痛，激发了大家同仇敌忾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上海各界为朱惺公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的一副挽联表达了人们共同的心意与对朱惺公的崇高评价：“读书明气节，挽士林之颓气。严词斥叛徒，为民族而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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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徐悲鸿慧识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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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曾在一封写给比自己小32岁的徐悲鸿的信里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齐白石的成名，曾得益于徐悲鸿的慧识与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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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出身贫寒，作过农活，当过木匠，后以民间画工为生。57岁时，齐白石到达北京，住在法源寺，以卖画度日。他自己曾这样叙述当时的卖画生涯：“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平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问津。生涯落寞得很。”可见齐白石当时生活何等惨淡！在一个无人理睬的场合，梅兰芳跟他寒暄了几句，使他挽回了面子。为此他心存感激，回去用心画了一张《雪中送炭图》送给梅兰芳，并题句云：“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可是梅兰芳并不能改变齐白石在画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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