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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有良知的报人齿冷的悲剧终于发生了。1939年8月30日，朱惺公编辑完了当日的《夜光》副刊，发表了一篇评述日本内阁换马并不能挽救其最后失败的文章。下午4时许，朱惺公由寓所外出，行经北河南路天潼路时，突遭三名暴徒拦阻，其中2人转至他的身侧，紧挽他的两臂，1人拔出手枪对准他的左太阳穴，胁迫他放弃抗日反汪立场，否则就立即将他枪毙。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朱惺公大义凛然，不屈服于暴力。暴徒随即抠动扳机，不料子弹被卡，连发两次子弹都没有出膛。这时，朱惺公仍面不改色，巍然挺立，并怒斥暴徒，而暴徒却内心惶恐，“持枪之手竟抖颤不能自已”。直至放第三枪，子弹贯穿朱惺公的左太阳穴，重创倒地，慷慨捐躯，年仅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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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的悲壮之死，使上海民众大为悲痛，激发了大家同仇敌忾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上海各界为朱惺公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的一副挽联表达了人们共同的心意与对朱惺公的崇高评价：“读书明气节，挽士林之颓气。严词斥叛徒，为民族而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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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徐悲鸿慧识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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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曾在一封写给比自己小32岁的徐悲鸿的信里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齐白石的成名，曾得益于徐悲鸿的慧识与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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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出身贫寒，作过农活，当过木匠，后以民间画工为生。57岁时，齐白石到达北京，住在法源寺，以卖画度日。他自己曾这样叙述当时的卖画生涯：“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平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问津。生涯落寞得很。”可见齐白石当时生活何等惨淡！在一个无人理睬的场合，梅兰芳跟他寒暄了几句，使他挽回了面子。为此他心存感激，回去用心画了一张《雪中送炭图》送给梅兰芳，并题句云：“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可是梅兰芳并不能改变齐白石在画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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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了陈师曾后，齐白石的艺术得以转变。陈师曾虽然比齐白石小13岁，但其时已名满天下，是吴昌硕之后革新文人画的重要代表。他鼓励齐白石尽快自成一体，走艺术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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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齐白石开始了“衰年变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扫除凡格实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从1920年到1929年，他“十载关门”大胆突破，艰难探索，终于“扫除凡格”，“变更”了面貌。他在美术史上可以自立门户了。然而，他在北京依然是知音寥寥。正像他自己说的：“懂得我的画的，除陈师曾外，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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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曾于1923年便英年早逝了。失去唯一知己的齐白石遭到了同行们的口诛笔伐。北京画坛保守派们骂齐白石的画是“野狐之禅”、“俗气熏人”、“不能登大雅之堂”等，极尽攻击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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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中亦孕育着希望。在齐白石“十载关门”的最后一年—1929年，到北京不久的徐悲鸿慧眼识珠，一眼就发现了“衰年变法”之后的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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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齐白石年已66岁。在徐悲鸿看来，齐白石绝对是大师级的画家。在反对派的鼓噪声中，徐悲鸿大声疾呼：齐白石“妙造自然”；齐白石的画“致广大，尽精微”……徐悲鸿不仅在展览会上贴条预定齐白石的画以提升其地位，而且为齐白石编画集，亲自写序，送到上海出版。徐悲鸿还请齐白石到自己任院长的北京艺术学院做教授，并亲自驾马车接齐白石到校上课。徐悲鸿对学生说：“齐白石可以和历史上任何丹青妙手媲美，他不仅可以做你们的老师，也可以做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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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徐悲鸿如此看重齐白石？因为在他的眼里，齐白石的每一笔都不可或缺，他的画纯粹而凝练，每一根线条可以千变万化。他的村牛、虫草乃至一只河虾，都一个个生猛灵动。徐悲鸿曾著文《中国今日之名画家》推介曰：“齐白石之长处，在有色彩，一往直前，无所顾忌，惟多红而少绿，或其性格所尚，写昆虫突过古人，其虾、蟹、雏鸡、芭蕉，以墨写者，俱体物精微，纯然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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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幸甚，衰年得遇伯乐徐悲鸿，从此这匹老千里马得以重新焕发生命，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画坛大师，跻身20世纪十大画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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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文化名士们的可爱书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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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曾自嘲“一肚子不合时宜”，意即自己的书生气太重。所谓书生气，就是指一个人过于认真，再带一点点天真。由于儒家的入世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讲究经世致用八面玲珑，书生气不合时宜似乎是几千年来的定论。其实，书生气表现的是真性情，有其迂腐与天真的一面，但也有其可爱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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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才气横溢的吴国桢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无言，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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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性格浪漫，书生气十足。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田汉吃饭，讲明一桌，结果田汉带去三十人。黄琪翔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汉即席赋诗，也是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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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都如此可爱，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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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者古直（建国后曾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宣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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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声称最重视学术，决定“二十年不谈政治”，可数年之后，他创办了《努力》周报，并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们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第二”。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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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在重庆办《世界日报》，以艰苦抗战为由对职工采取低薪制，经常增加工作时间，严格执行处罚办法。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多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消息在当日中午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午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好坏关系不大。”话未说完，全堂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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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好书，并且近乎肉麻地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忽发奇想，竟然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容如此亵渎？于是吴宓先生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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