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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适有夏，太公之朝歌，吾侪亦此时，将若苍生何？跨驴入长安，七贵相经过。不敢饰车马，资用防其多。岂无取诸人，量足如饮河。顾视世间人，夷清而惠和。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讥诃。君今寓高都，远山阻巍峨。佳诗远寄将，建安激余波。想见萧寺中，抱膝苦吟哦。古人尚酬言，亦期相切磋。愿君无受惠，受惠难负荷。愿君无倦游，倦游意蹉跎。[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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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有两处可堪注意：“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讥诃”，亭林于赤豹前此失节事，似无意深责，而且有为其开解之意。收结二韵：“愿君无受惠，受惠难负荷。愿君无倦游，倦游意蹉跎”，则于赤豹往后的行藏，有所致意。劝其“无受惠”于长安之“七贵”，以免负荷过多；又劝其“无倦游”，盖一旦“倦于游旅，则壮志蹉跎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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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豹酬答之诗，题目中便拈出亭林诗收结二韵：《宁人盟长答余诗云愿君无受惠受惠难负荷愿君无倦游倦游意蹉跎物老则息游何可长耶受惠难负荷君子哉言乎载赓一章寄谢宁人知不我遐弃也》。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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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说七十二，墨突不至黔。所由涂已广，利己一何廉。廓然观天道，阴符教我严。受命为孤蓬，乘风未得淹。饥来四方走，避惠如避钳。偶至逢人喜，事过心愈阽。束舟向皎日，安得以影潜？幸有同心侣，隐然无苟甜。展卷未及终，汗浃敝衣沾。白藏适当令，羁怀属惔惔。资世何必多，俭德足自占。跽承仁者赠，拜手想三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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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年（1663）订交后六载，赤豹和亭林有河北大名之会；与会者并有曹溶（1613—1685）。赤豹与亭林均无诗记此事，幸曹溶有五律两首，足资考述众人当年宴游的情状。《静惕堂诗集》卷二十一有《同赤豹饮介庵金滩署二首》及《再同赤豹宁人饮介庵署二首》两题。后一题的诗两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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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自殊方至，同探古署寒。盛名悬玉节，公宴密雕盘。晷近吹葭短，觞因授简宽。及时扬大业，送喜到征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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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燕齐合，官阶屏翰尊。肯容诸傲士，累夕共清言。夜久潜阳动，天遥古怨存。尘中分手易，岁晚卧蓬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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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庵，未详何人。金滩属河北大名府治。“肯容诸傲士，累夕共清言”，可见主客秉烛夜宴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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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豹是一个名节有亏的士人，亭林晚年和他见面订交后，却曾称之为“君子”，并对他有所期许。集中《与人书六》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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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所见之友，以穷以老而遂至于衰颓者，十居七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东，得无有陨获之叹乎？昔在泽州，得拙诗，深有所感，复书曰：“老则息矣，能无倦哉？”此言非也。夫子“归与归与”，未尝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学，死而后已。[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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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昉（460—508）《求为刘瓛立馆启》说，“贫不陨获其心，穷不二三其操”[44]，亭林札中陨获之叹，与此意同。合前引亭林酬赤豹诗中“愿君无受惠，受惠难负荷”句而观之，可知赤豹入清后曾因贫贱而游食于达官大吏之门。亭林乃再三劝勉他不可因贫贱而丧志。亭林对赤豹既有所寄望，适足以说明两人情谊殊非泛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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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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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于顺治十四年（1657）北上后，先后在山东、北京、山西、陕西等地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有坚苦守节的遗民像张尔岐（1612—1677）、殷岳（1602—1669）、孙奇逢（1584—1675）、傅山（1607—1684）和王弘撰（1622—1702）等，都一直为治亭林生平的学者所乐道。有人甚至因为亭林和这些遗民建立了道义之交，而推断他晚年在北方的活动，主要在联络各地的志士，共谋抗清复明的义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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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晚年的知交之中，其实也包括了一些名节已亏、行谊广遭物议的“降臣”和“贰臣”在内，本文所述的程先贞和史可程之外，至少还有像孙承泽（1592—1676）和曹溶（1613—1685）那样在顺、康间的政坛上资望颇高的“贰臣”；亭林和孙、曹之间，也有类似于他和程、史所建立的深挚情谊。[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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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研治亭林生平和学术的学者，对他入清后的行谊，都极力推崇，可说是有褒而无贬的。对亭林与“降臣”、“贰臣”往还频密此一史实，自然无暇兼顾；至今为止，也就鲜有专题论述。即偶然有治清诗的学者注意及此，亦只提出过一些比较含混的说法。像亭林之结交程先贞，邓之诚便认为不过是“细节”，不足深论[47]；邓氏所持的准则，似乎是“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相反地，王蘧常先生则认为程、史既是大节已亏的人，亭林和他们交往，不能以“细节”视之。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此一史实呢？王先生却也未曾提出他的观点来。王先生再三审度，对“以支柱正气为己任”的亭林，竟屈身与失节的人“相契之深如此”[48]，最终也只得浩然长叹，而归之为“不可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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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之诚话里的“细节”，和王先生所说的“正气”，其立足点显然都是儒家思想里的“忠节”观念。亭林既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直被推崇为“忠节”的最高象征，“政治操守”也就惯性地成为审度亭林生平的唯一量尺。碰上“坚苦守节”的亭林而甘心和“降臣”、“贰臣”论交此一史实，“政治操守”这把量尺怎好用上呢？勉强说这事是“细节”，或直截了当归之为“不可解”，都不过是出于无奈的“遁辞”。至于其他治亭林之学的人，对此一史实，或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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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绝非有意低估以“忠节”观念来衡量清初士人的重要性。事实上，研治明清易代前后的历史，谁也不能漠视个人“政治操守”在当时广受注目的现象。即如“降臣”一事，亭林便在作过颇详细的历史考索之后，毫不犹豫地痛加贬斥。《日知录》卷十三降臣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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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入。《说苑》言，楚伐陈，陈西门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战国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下及汉魏，而马日磾、于禁之流，至于呕血而终，不敢腼于人世。时之风尚，从可知矣。后世不知此义，而文章之士，多护李陵；智计之家，或称谯叟。此说一行，则国无守臣，人无植节，反颜事仇，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长乐老，序平生以为荣，灭廉耻而不顾者乎？……而降城亡子，不齿于人类者矣。[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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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既曾视“反颜事仇，行若狗彘”的“降臣”为“不齿于人类”，但却和分别降附过清廷和李自成的程先贞和史可程交深而相契。那么，亭林岂非言行不相符的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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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从“政治操守”的角度来衡量，且只就此事而言，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本文的目的，绝非立意于以此厚谤亭林。相反地，本文的要旨在于以亭林晚年择友为例，说明“政治操守”虽然重要，但仍未足以驾驭一切。作为“忠节”最高象征的亭林，亦不得于“政治操守”之外，全无考虑，又何况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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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掌握的资料，虽极有限，但已能说明亭林晚年择友，于衡量甄别之际，个人的“政治操守”并非考虑的唯一因素。进言之，即使“政治操守”确在考虑之列，其所占的比重亦必不甚大。以亭林和程先贞、史可程的交游为例，亭林于二人以往的“政治操守”，显然未视为友朋交纳的先决条件。亭林所重视的，却在于他和程、史二人在文化学术活动的认同和参与。如对《易》理的探讨，在诗歌创作上的往复切磋，乃至于如程先贞所说的“谈经说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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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亭林择友，个人的性情，我想必是他所考虑的重要的一环。程、史二人，虽于大节有亏，与亭林必是性情相近，才能和他相处得如水投乳般融洽。下面多举一例，说明亭林和程先贞之间，必有于“政治操守”之外而更为两人所共同宝爱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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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自青年时代即嗜酒，在江南时常与归庄（1613—1673）和其他亲友豪饮，自诩有三四斗之量。[50]他赠程先贞的诗有“一见且衔杯”句，挽程诗也说“恻恻黄公垆”；而程先贞寄亭林诗也有“正好衔杯和郢歌”，都说明了程先贞也嗜酒，两人其实是很投契的酒友，然则两人倾杯对饮，论文谈艺的乐趣，又何尝不是维系和增进他们之间的交谊的重要因素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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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来说，亭林晚年择友，既未以个人的“政治操守”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他所考虑到的，至少也包括了学术文化活动的参与和认同，以及个人习性的相近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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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百年来的学者，对亭林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士人们的行谊的审度，却一直离不开“政治操守”这把量尺；叙事论人，终究仍局限在五伦中的“君臣”一义之上。对于其他一切复杂纠缠的人情物理关系，皆不措意。用这样一个导源于乾隆朝修《贰臣传》之际的“阐释架构”来评价亭林以及其他清初的士人，不但有欠公允，也是不符合于从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的准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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