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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既曾视“反颜事仇，行若狗彘”的“降臣”为“不齿于人类”，但却和分别降附过清廷和李自成的程先贞和史可程交深而相契。那么，亭林岂非言行不相符的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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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从“政治操守”的角度来衡量，且只就此事而言，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本文的目的，绝非立意于以此厚谤亭林。相反地，本文的要旨在于以亭林晚年择友为例，说明“政治操守”虽然重要，但仍未足以驾驭一切。作为“忠节”最高象征的亭林，亦不得于“政治操守”之外，全无考虑，又何况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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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掌握的资料，虽极有限，但已能说明亭林晚年择友，于衡量甄别之际，个人的“政治操守”并非考虑的唯一因素。进言之，即使“政治操守”确在考虑之列，其所占的比重亦必不甚大。以亭林和程先贞、史可程的交游为例，亭林于二人以往的“政治操守”，显然未视为友朋交纳的先决条件。亭林所重视的，却在于他和程、史二人在文化学术活动的认同和参与。如对《易》理的探讨，在诗歌创作上的往复切磋，乃至于如程先贞所说的“谈经说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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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亭林择友，个人的性情，我想必是他所考虑的重要的一环。程、史二人，虽于大节有亏，与亭林必是性情相近，才能和他相处得如水投乳般融洽。下面多举一例，说明亭林和程先贞之间，必有于“政治操守”之外而更为两人所共同宝爱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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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自青年时代即嗜酒，在江南时常与归庄（1613—1673）和其他亲友豪饮，自诩有三四斗之量。[50]他赠程先贞的诗有“一见且衔杯”句，挽程诗也说“恻恻黄公垆”；而程先贞寄亭林诗也有“正好衔杯和郢歌”，都说明了程先贞也嗜酒，两人其实是很投契的酒友，然则两人倾杯对饮，论文谈艺的乐趣，又何尝不是维系和增进他们之间的交谊的重要因素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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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来说，亭林晚年择友，既未以个人的“政治操守”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他所考虑到的，至少也包括了学术文化活动的参与和认同，以及个人习性的相近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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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百年来的学者，对亭林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士人们的行谊的审度，却一直离不开“政治操守”这把量尺；叙事论人，终究仍局限在五伦中的“君臣”一义之上。对于其他一切复杂纠缠的人情物理关系，皆不措意。用这样一个导源于乾隆朝修《贰臣传》之际的“阐释架构”来评价亭林以及其他清初的士人，不但有欠公允，也是不符合于从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的准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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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研究明清易代前后的历史，放弃用“政治操守”作单向性的探讨和阐释，也应该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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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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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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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程先贞小传》，下册，页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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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光）济南府志》卷五十六，《人物·国朝·德州》。又见《德州乡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光绪本，1968），页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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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世㴶小传，见《清诗纪事初编》，页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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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先贞：《海右陈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初刻本，1980），页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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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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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右陈人集》卷首钱谦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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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钱仲联：《清诗纪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顺治朝卷，页2230，引《渔洋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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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下册，页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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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说据王蘧常，见氏著《顾亭林诗集汇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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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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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山嘉：《复社姓名传略》（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道光十一年刻本，1990）卷二，《南直·苏州府·昆山》，页28《顾绛》；卷十，《山东·济南府·德州》，页2《程先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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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海右陈人集》，《自题小像·第四像序》，页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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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文集》卷四，《与人书六》，页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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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正夫序收入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存萃学社编：《顾亭林先生年谱汇编》（香港：崇文书店，1975），康熙九年庚戌五十八岁条，页111。程序中所谓“侨、札之欢”，用的是春秋时吴季札聘郑“见子产（名侨），如旧相识”的故事。清初人以亭林比喻吴季札，尚有杨自牧。自牧字谦六，又字不人，号豫斋。河北昌平人。所著《潜籁轩诗集》有咏亭林句云：“人如吴季子，道在魏西河。”《（光绪）昌平州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页477，引《潜籁轩诗集》谭吉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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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顾亭林诗集汇注》，页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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