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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亭林集《赋得秋柳》诗后，有《酬徐处士元善昔年新城之陷，其母死焉，故有此作》一题。徐处士元善者，徐夜（1611—1683）也。其促成亭林唱和阮亭《秋柳》诗者，殆非徐氏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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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初名元善，字苌公，小字小峦，后因慕嵇叔夜之为人，入清后更名夜，字东痴，号嵇庵。[64]东痴母王氏，死于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陷山东新城时。是年东痴年二十九，已成诸生。不二年而北都亡，山东亦全陷于清，乃弃诸生而隐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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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与东痴，年齿相若，遭际亦复有相类处。盖二人皆为明末诸生；明亡后，二人又皆拒仕清，宜乎亭林酬东痴诗，起句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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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台风木正萧辰，倾盖知心谊独亲。[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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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谓“风木之痛同感，仇恨之心同切，故‘倾盖’而语，‘谊独亲’也”[66]，明言二人之母同丧于清兵之乱，身世之痛，有相同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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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痴之于亭林，亦有绻绻之情。二人见面，东痴先有《济南赠宁人先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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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秋摇落此相寻，吴下才名众所钦。一自驱车来北道，即今遗瑟操南音。浯溪颂具元颜笔，楚泽悲同屈宋吟。历览国风几万里，就中何处最伤心？[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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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复有《九日得顾宁人书约游黄山》一题，于亭林伤心事，逐一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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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千年恨，他乡九日心。山陵余涕泪，风雨罢登临。异县传书远，经时怅别深。陶潜篱下意，谁复继高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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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痴为王阮亭叔祖之外甥，与阮亭谊属从兄弟。二人又同嗜诗，故虽年龄不相若，而情谊则深。今流行之《徐东痴诗集》，盖阮亭所选刻而收入《渔洋山人著述》中者，即此一端，已可见阮亭与东痴之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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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亭赋《秋柳》于济南，适值亭林与东痴于同一地订交，盖偶合耳。然东痴既先有《和阮亭秋柳四首》[69]，复有《再题阮亭秋柳诗卷》[70]，则东痴邀亭林同和，继而为阮亭引见亭林，当为一极合理之发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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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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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与东痴而外，今可见阮亭《秋柳》诗之和作，尚有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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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襄（字辟疆，号巢民，1611—1693）《和阮亭秋柳诗原韵》四首[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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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溶（字洁躬，号秋岳，1613—1685）《秋柳》一首[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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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1625—1682）《秋柳四首和王贻上韵》四首[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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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禄（字子底，号西樵，1623—1673）《秋柳次季弟贻上韵二首》[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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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1629—1709）《同曹仕郎遥和王司理士禛秋柳之作》一首[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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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懋麟（字甪角，号蛟门，1640—1688）《秋柳和王阮亭先生韵》[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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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之中，冒襄[77]与亭林及徐东痴，年辈相若，三人皆明之遗民，此一类也；曹溶与亭林同年生，以明之廷臣降附清朝，为一典型之“贰臣”[78]，此又一类也；王士禄乃阮亭长兄[79]，举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为清人所培育之第一代官吏，此另一类也；陈维崧[80]与朱彝尊[81]则皆出明遗民之家，此亦一类也。然二人之经历，又有不同。入清后，朱竹垞始则身预抗清行动，继则参其乡先辈、业已降清之曹溶之幕府[82]；曹溶和《秋柳》诗时，竹垞即为门客，故二人和作成于同时。后竹垞举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儒试，为兴朝奔走，则彻底降清矣。陈其年与竹垞同举鸿博，然在此之前，亦尝游食四方。阮亭《秋柳》诗成时，其年方寄食江苏如皋冒氏水绘园。故冒、陈之和诗亦成于同一时。六人中年辈最小者为汪懋麟。[83]汪蛟门为康熙六年（1667）进士，亦举鸿博。然蛟门视阮亭为师，故和诗题称“先生”而自居门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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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上六家及亭林、东痴所制而观，知当日和《秋柳》诗者，实括有明之遗民、清初之贰臣、幕客、橐笔游食四方之文士，以及清人所培育之第一代官吏。清初士人之政治抉择，此八人已囊括无遗。故阮亭《秋柳》之和作，实与其人之政治操守无关，此又不待尽读数十家和作而可先为断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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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亭林与今尚可知之其他《秋柳》和诗之作者，相知亦过半。其与徐东痴之交谊，既如上述。其与曹溶及朱彝尊于康熙初年亦在山西大同及北京多次晤面，论文谈艺，相得甚欢。此事之前后，已另有论述。[84]至亭林之与冒襄，早于顺治二年（1645）即尝有赠法书之雅。[85]二人之交谊，恐亦必非泛泛。是则此四人之行谊亦最能表见遗民、贰臣及幕客三类士人之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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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尤有进者，本文因述亭林与阮亭之交谊，旁涉二人之门生及交好，益知清初士人固未尝以政治之分歧而左右彼此情谊之树立与发展。诚如上文所述，以亭林之坚贞卓越，其与徐夜、冒襄等结为遗民俦侣，固亦宜矣。其与王阮亭、施闰章等清廷所招致培植之官吏往还，尚自有说。及其交以明臣而降清如曹溶者，已为强调夷夏之防与民族大义者认作不可解。至亭林入主山东德州谢家，既收降臣谢升之遗孤重辉为门人，复以重辉因其父之降清而得荫，亭林竟为之飞书其服官清廷之友人，为谋置一官职。此等事行，又岂能徒以“不可执其一端而妄疑大节”[86]遂置而不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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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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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黄晦闻为北大讲授亭林诗前一年，沧县张继（字溥泉，1882—1947）于北平购得亭林《日知录》原抄本，蕲春黄侃（字季刚，1886—1935）为校记一通[87]，发现抄本与潘耒刻本出入颇大。如抄本“书明则本朝，涉明讳则用之字”。抄本又有“素夷狄行乎夷狄”及“胡服”两条，均为潘刻所无。[88]于是季刚乃师章炳麟（字太炎，1869—1936）为作《日知录校记序》[89]，既备悉其原委，复盛称其弟子恢复亭林千秋之志之功。最堪注意者，殆为太炎于《序》末纪年之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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