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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闻于1935年1月卒于北平后，太炎撰文以志其墓，中有云：“最后好昆山顾氏诗，盖以自拟云。”呜呼！太炎实晦闻之知己兼同志也。后十有七阅月，太炎亦殁，时在抗战军兴前一年零一月也。两先生当年蒿目时艰，多所会心，以亭林自况。是故撰为文字，多足以发扬民族正气，激励人心。其贡献之大，千秋自有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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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流水不居，岁月悠悠，今日去晦闻之授亭林诗及太炎之序原抄本《日知录》，不觉遂已六十余载。居今日之世，而揣晦闻、太炎之情则可也；处今日之境，而承袭晦闻读亭林诗文之法，则似可不必。盖时代不同，观点亦异，此一代有一代之史观，而历史人物之评价，古今往往异趣之基本规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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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翻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书前《自序》，其中述注亭林诗之甘苦，有“考事易而逆志难”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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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其事，虽释必近辞书；妄逆其志，虽笺尤同扪竽。……今试问：亭林缅怀唐、桂，为何终生未作西南之游？志存恢复，为何北道之后，未见密谋抗清之实据？人皆谓亭林刚严方正，为何常与清朝官员往还？深恶降臣，为何仍交史庶常与程工部？鸿博既举，为何特恕潘、李且不废《广师》？至于责人坚守志节，而己则剪发易服；避用清朔，而仍书康熙年号，尤不可解。凡此种种，似集夷清、惠和于一身，既不可置而不议或曲为回护，亦不可执一端而妄疑大节。[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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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所设问之四五事，皆至得当。盖由其扎根于牢不可破之史实者故也。此等设问，亦如本篇所考述者，恐皆非黄晦闻、章太炎乃至时下侈言夷夏大防与乎士人之气节者所愿闻，殆亦意料中事。然细考王先生于所设问者，其响应之法，始则曰“逆其志”，继则曰亭林“集夷清、惠和于一身”。[94]且如谢国桢先生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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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亭林之与异己者相处，绝不能视为对权贵之妥协，而更足以见其以直道而行、威武不能屈之毅力，诚可谓“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者矣。[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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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意则皆仍未摆脱旧说之窠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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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今日讲亭林及其同时人之著述，意欲探索明清之际士人之行谊者，当如何谋求于以“政治操守”为单向性之论述之外，多辟途径，当为刻不容缓之事。否则，若王先生之所设问，及本篇之所考述，将无由获致合理之解释。此则亭林《赋得秋柳》诗探索之所由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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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25日初稿于爱荷华州郡礼之荒村 同年8月12日定稿于香江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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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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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谢国桢：《顾亭林学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页193。谢氏又曰：“亭林至京，曾主内院学士谢重辉家。至于文臣如王士禛、汪琬、施闰章之流，虽曾与之唱和，绝然不引为同调。”（页203）按：谢重辉之父升于顺治元年（1644），以明臣降清，官内院学士，重辉本人固未尝任此职。详本文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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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蘧常辑注、吴丕绩标校：《顾亭林诗集汇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以下简称《汇注》），页54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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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四部备要》本）卷五上，页6上—页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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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汇注》引黄节说（页549）。王冀民则以该诗为哀永历、崇祯而作。见氏著《顾亭林诗笺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以下简称《笺释》），页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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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祖源辑：《渔洋山人秋柳诗笺》，收入《天壤阁丛书》（同治五年刻本）第3函第18册。王氏所辑，含屈复《秋柳诗注》及李兆元《笺》。李《笺》后经钱仲联先生送交《学术世界》第1卷第8期发表（1936年1月）。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另有《〈渔洋秋柳诗李笺〉补缺》一文。又有郑鸿《〈渔洋山人秋柳诗笺注〉析解》，登该刊第1卷第6期（193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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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士禛《菜根堂诗集秋柳诗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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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丁酉秋，余客济南，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际，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余怅然有感，赋诗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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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亭生崇祯七年（1634），顺治丁酉十四年（1657）为二十四岁。见《汇注》，页54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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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士禛于钱谦益之揄扬，至为感念。晚年著《古夫于亭杂录》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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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初以诗赞于虞山钱先生，时年二十有八，其诗皆丙申少作也。先生一见，欣然为序之，又赠长句，有“骐骥奋蹴踏，万马喑不骄。勿以独角麟，俪彼万牛毛”之句，盖用宋文宪公赠方正学语也。又采其诗入所纂《吾炙集》。方嵞山自海虞归，为余言之。所以题拂而扬诩之者，无所不至。……今将五十年，回思往事，真平生第一知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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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页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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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前引《带经堂诗话》，页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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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宋荦《资政大夫刑部尚书王公士禛暨配张宜人墓志铭》有云：“时（康熙初年），上留意古学，特诏公懋勤殿试诗，称旨。次日传谕：‘王某诗文兼优，着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讲，旋转侍读。”见钱仪吉：《碑传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2册，页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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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汇注》，页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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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汇注》，页548，引尹氏说。王蘧常于《汇注》中无明言尹氏之名字。今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学庄教授相告：“尹氏疑为王蘧常友人尹炎武石公，江苏丹徒人。历任上海持志大学教授、国史馆协修、上海文史馆馆员。”特录于此，以备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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