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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汪懋麟生平，参考前引《清史列传》卷七十一，《文苑传二》，页5784；《碑传集》卷五十九，页167，徐乾学：《刑部主事汪君懋麟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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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参考谢正光：《顾炎武曹溶论交始末明遗民与清初大吏交游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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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此据1972年香港中文大学主办《乐在轩藏联展览目录》，顾炎武所撰七言行书对联照片。联文曰：“藤纸静临新获帖，铜瓶寒浸欲开花。”上款：巢民词丈博粲。款识：炎武书，时乙酉秋日。印章“顾绛私印”、“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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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此王冀民语，见前引《笺释》，《自序》，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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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黄侃、张继校：《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页959，黄侃《序》（台中河北同乡会，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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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二事均见前引《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页957，章炳麟《序》。此序亦见前引《章太炎全集》，第5册，《太炎文录续编》，页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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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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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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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吴宓：《诗学宗师黄节先生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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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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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前引《笺释》，《自序》，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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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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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前引谢国桢：《顾亭林学谱》，页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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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之遗民与贰臣 从明遗民史家对崇祯帝的评价看清初对君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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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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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渍衣襟诏一行，殉于宗社事煌煌。此时天帝方沉醉，不觉中原日月亡。”这是王誉昌《崇祯宫词》之一首，咏1644年崇祯自缢于北京万寿山事。[1]《宫词》凡一百八十六首，写成于1691年。[2]其时满清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已经稳固，而北京银泉山里崇祯的陵墓亦早已“茅塞榛荒，寂不可堪”[3]。王誉昌以崇祯的“身殉宗祧，为四千年之仅事”，于是综合崇祯“十七载之旰食宵衣”，发“暮年辞赋”[4]，对于这位末代帝王的遭遇，再三嗟叹而咏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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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诗人对崇祯帝的怀念与同情是相当普遍的。[5]他们怀念崇祯，也就是他们对故明的系恋。在异族的统治之下，甚至一般民众也追念先朝。我怀疑当时流行于福建沿海地方的太阳教，便是以“大明”和“崇祯”为崇拜对象的。因为该教的经典《太阳经》里说，“太阳三月十九生，家家念佛点香灯”[6]，太阳是万光之源，隐指“明”朝；而“三月十九”，正是崇祯的忌辰。如果这一推测正确，则崇祯以一个末代帝王而得享民间如此的崇祀，恐怕是国史上仅有的事了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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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清初的明遗民中，除了那些感慨故国之诗人群，尚有为数不少对国族朝代兴亡与政治制度演替关心的史家，在理性的一面，他们对明亡的事实与崇祯帝又有不同的评价。我们概称他们为“遗民史家”。在他们私修的明史著作中，这些遗民史家却把他们的“先帝”“鞭尸”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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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遗民史家对崇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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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遗民史家私修的明史著作中，崇祯被肯定为一个“独夫”、“暴君”。这些史家认为崇祯“好自用”，却“无知人之识”；他不听谏言，而且“喜迎恶咈”，大臣所说的话，“一言不合，非杀即贬”；虽然他登极之初便诛魏忠贤，但后来却重用宦官，任由这些“内珰播弄于大臣之间”，以致造成朝廷里朋党阿附的局面；他又“刻于理财”，不但对一般人民剥削，甚至厉行“捐助”于臣属之间。总括来说，遗民史家认定崇祯“虽非淫虐如隋，非昏懦如平献恭昭”，但终不免落得“亡国之君”的下场，这完全是他本人“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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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崇祯这样概括性的攻击，在清初私修的明史著述中俯拾皆是。如夏允彝的《幸存录》里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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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皇帝太阿独操，非臣下所得称用。而每当大举措，则内珰每发其端，似阴中而不觉也。若满朝之用舍荣枯，则一视首揆之趋向，亦似为所阴移而不觉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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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继佐《罪惟录》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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