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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帝盗用明陵木材的传说是可信的话，那么他们借修史之名来维护明代诸帝的居心便更可想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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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遗民史家们，虽然在私修的历史著作中猛烈攻击崇祯，但他们对崇祯本人却是怀念不已的。著《国榷》的谈迁于1654年游北京崇祯的陵墓后，留下了以下一段动人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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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未，霁。欲觅驴游陵。逆旅问谁为陵者。曰：银泉山，盖往闻先帝葬银泉山也。逆旅曰：道近甚，何驴为。啜面而行。……出西门，……久之，度可六七里，问程焉。曰：未已也。悔为逆旅所卖。……屡迷屡问。偶从一梓人渐及西红门，有老阉策杖而下。梓人指曰：此守思陵许公也。杖者问余何往。曰：银泉山。曰：银泉山芜甚，何往也。余不解其意，别而前。自西红门数百武，黄屋在望，甚俭。稍西北，丹楹碧瓦，松楸沉沉也。余越黄屋而过之。问梓人此何所也。曰崇祯皇帝葬处，余愕然，仰黄屋之额，果思陵也。亟反步，披莽棘，抵周垣之南垣，博六十步，中丈门有二尺。左右各户而钥其右，为雪涕叩阶下。念重趼至此，咫尺不及详五步之内，岂吾固有所恨耶。仍雪涕叩而退……亡何，陵户启钥。垣以内左右庑三楹，崇不三丈，丹案供奉明怀宗端皇帝神位。展拜讫，循壁而北。又垣其门，左右庑如前，中为碑亭，云怀宗端皇帝陵，篆首大明，展拜讫，出，进北垣。除地五丈，则石坎，浅五寸，方数尺。焚帛处，坎北炉瓶五事，并琢以下。稍进五尺，横石几，盘果五之，俱石也。蜕龙之藏，涌土约三四尺。茅塞榛荒，酸枣数本，即求啼鸟之树，泣鹃之枝，而无从也。生为万乘，殁为游魂。又展拜，泣不自禁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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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谈迁已六十二岁，还在北京搜集材料。以一垂暮的老翁，步行去找“先帝”的陵墓，“屡迷屡问”。及至思陵，则“雪涕叩阶下”再三，“展拜”再三，终而“泣不自禁”。可见谈迁对崇祯的情感是浓厚的，这和满清统治者对这位前代之主(以及他的先祖）的陵墓的冷薄，恰成一强烈的对照。谈迁的《游思陵记》借一守陵太监的话，把清廷对明十三陵的刻薄政策一一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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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始春秋祭羊豕。凡十三陵，而定陵不与焉。各陵祭田六顷，奉祠太监二人，陵户八人。顺治六年裁。止田一顷，收才十缗。以祭不赡，诉之州大夫。大夫曰：虽不祭，亡害。吾曹惧违清朝之令德，于是清明、霜降二节，具羊豕合祭于红门外。正旦、元夕、七月望、冬节，各素祭，荐酒一巵。望、朔二十钱，燃寸烛，献茶三瓯。崇祯家老奴不过如此。余听之泣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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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内，祭田从六顷减为一顷，以致思陵“祭不赡”，无怪谈迁“听之泣下”。而《明史·庄烈帝本纪》赞里所说清廷对崇祯“典礼优厚”的所谓“圣朝盛德”，原来只不过是一顷祭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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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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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写成后，得读近年出版姚雪垠著《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该书上册“前言”里论及崇祯，有这样的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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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崇祯的亡国，不但明朝的遗民，而且整个清代的封建士大夫中评论他的时候都对他抱有同情。（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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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这段话是有待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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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岁暮记于爱荷华州古兰侬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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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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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初稿曾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办之“清史档案研讨会”上宣读（1978年7月4日，台北）。改写期间，承耶鲁大学余英时教授、郑愁予先生，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黄彰健先生，及克利夫兰博物馆何惠鉴先生提供意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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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崇祯宫词》（《昭代丛书》戊集），自序，页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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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谈迁：《北游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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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崇祯宫词》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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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陈子升的《崇祯皇帝御琴歌》（《东洲草堂集》卷七）和吴伟业的《琵琶行》《宣宗御用金蟋蟀盆歌》（《吴词集览》卷四），都是较显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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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教今尚流行于台湾。我于1978年夏曾游台北市郊内湖的“太阳堂”，其供养奉者即“太阳神”。这里所引用的《太阳经》，即承该堂所赠。至于该教在清初的传布情形，尚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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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清初民间反清复明的会社，参阅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收入《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复印本）；佐佐木正哉：《清末の秘密結社》（东京：岩南堂书店，1967），前篇第一章，“天地會傳承の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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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夏允彝：《幸存录》（《明季稗史汇编》本）卷下，页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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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查继佐：《罪惟录》（《四部丛刊》本），《本纪十七》，页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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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岱：《石匮室后集》（上海：中华书局，1959），页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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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阅吴晗：《谈迁与国榷》，收入谈迁：《北游录》（香港：龙门书局，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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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房兆楹先生的统计：1958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刊的《国榷》标点本，崇祯朝共占833页（平均每年46.3页）；崇祯以前的二百六十年，只占5384页（平均每年20.7页）。和1940年的《明实录》比较，《实录》记崇祯朝者凡3册（平均每年0.18册），而崇祯以前则共497册（平均每年1.5册）。房先生的统计，证明了《国榷》于崇祯一朝史事，记载独详。见房先生撰：“Tan Ch’ien” in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ed.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II, pp.1239-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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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谈迁：《国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页5740—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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