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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也。然听之，则可矣。又从为之谋，则失矣。[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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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山此记，得钱宾四先生首揭于五十余年之前。[127]其时正值外寇入侵、国命垂危之际，钱先生目击心会，深有慨于清初遗民处境之艰危，故复之设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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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身草野，不登宦列，惟先朝遗老之及身而止。其历世不屈者则殊少。既已国亡政夺，光复无机，潜移默运，虽以诸老之抵死支撑，而其亲党子姓，终不免折而屈膝奴颜于异族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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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三复叹息以为乃事之“至可悲而可畏者”，皆由国命中断、政权外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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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见国命之不可一日中断，政权之不可一日外移，否则虽以白山黑水一小蛮族，尚足以高踞横跨于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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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山所记，与钱先生之申论，盖为“遗民世袭”一事而发，以见世家望族于江山易代之际，为整体之抉择，乃事之必有，而不足为怪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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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全、钱二先生述论遗民子弟之应试出仕，胥以为乃情势之所迫致，有不得已者。苟取此以衡桐城方氏诸子弟于清初之行谊，则稍有未安。盖满清入关之三年，方氏子弟之仕隐殊途，若泾渭之已分，固不待于明统之中绝。诚如本篇所述，清廷于顺治三年（1646）首次开科取士，方氏一族亲属子姓之得第者，数至五人。其应试而未售者，则又不知凡几。其时南明弘光朝廷虽已覆灭，然东西南各地之抗清运动，正风起云涌。南天一脉，巍然独存。国命既未中断，政权亦未全移。然方族子弟之中，乃汲汲然奔竞于新朝之科场。自民族大义之高标而观之，事诚可悲可畏。然绝非情势之所使然者则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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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终顺治一朝，方族子弟之应试出仕者凡十五人。而此十八年间，方氏族人中亦先后有方授及方以智二人投身于抗清运动。一在皖中浙东，一在粤之西东。挥鲁阳之戈，以挽落日。足见方氏一族之中，乃有仕清与抗清者并存于一时。其事出于个人才性与襟抱之偶异耶？抑出于方族谋以自存之至术耶？尚未可知。然此固治遗民志业之事实者所必不可忽视之宗族背景者明矣。今姑略发其义，以俟有心者焉。复观《嵞山集》之作者方文，既以遗民自处，同时并后世之人，亦皆以遗民视之，则似已成事实。诗中所记其本人及其子弟之旅食游幕生涯，于清初遗民之中，固颇为普遍。读其《淮上遇姜侍御真源兼送其入都》一诗[128]，即知一区区两淮盐务使姜图南之门下食客中，即有明遗民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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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四老友，漂泊江淮间。梁大寓宝城，杜二隐钟山。王二与孙八，结伴栖邗阙。四子高蹈人，况复工骚雅。……惟有姜使君，巡醝莅扬州。折节与之友，唱和多绸缪。饥则饷其粟，寒则衣以裘。四子怀君惠，时时向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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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辈或橐笔游幕于官宦，出掌书记；或以能文，旅食于公卿，贵为上宾。旧史之作者以其未应试出仕，遂概列其名于《遗民》之录，置其人于《殷顽》之类。自今视之，此辈浮游于仕隐之间，其节义则远不及于顾亭林、王船山者。审其行谊，则又未至卑劣如仕清之贰臣。方其干谒旅食于大吏如徐乾学（1631—1694）、龚鼎孳、曹溶（1613—1685）、梁清标（1620—1691）之门也，文酒流连，纳粟受金，则赋咏其人之高谊隆情，曾无愧赧。及至客舍凄寒，阮囊羞涩，则又兴故国之思，泛咏棘驼之感。故其发为诗篇，则景慕夷齐，以渊明自况。凡此种种，于《嵞山集》中既累见不鲜，其他如纪映钟（1599—1671）《戆叟诗钞》、杜濬（1611—1667）《变雅堂集》、潘问奇（1633—1691以后）《拜鹃楼诗集》[129]，其人亦复多有。然则所谓“遗民”者，言定义，则应有宽严之别；语类型，则当视其人与其时人物风气之关系，然后区而别之，则庶几于遗民史此一重要课题之探研有深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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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3月初稿于爱荷华 同年5月定稿于香江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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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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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文，《清史》及《清史稿》均不为立传。其传记资料散见：卓尔堪：《明遗民诗》（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七，页255；阙名朝鲜人：《皇明遗民传》（北平：北京大学，1936）卷三，页83下；孙静庵：《明遗民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页259；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光绪十年刻本）卷四七三，页12上及同卷“补录”；王士禛：《感旧集》（乾隆十七年刻本）卷七，页5上；陈衍：《感旧集小传拾遗》（《石遗室丛书》本）卷三，页1上；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合肥：黄山书社，1990），页266；金天翮：《皖志列传稿》（1936年铅印本）卷二，页122。近人邓之诚所撰小传，最为详确，见《清诗纪事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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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铉传见《桐城耆旧传》，页102；方于谷：《桐城方氏诗辑》（嘉庆间刻本）卷四十一，页1上；《续修桐城县志》（道光十四年刻本）卷十二，页1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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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诗纪事初编》，页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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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嵞山续集》陈维崧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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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嵞山续集》钱陆灿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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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文同里人潘江语也，见《跋嵞山续集后》，附《余杭游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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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梨洲“以诗证史”说，见《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万履安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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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借乎诗也。（《四部备要》本，页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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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人以诗证史，殆以邓之诚及陈寅恪二氏所得之成就为最大。见前引《清诗纪事初编》及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第八章“诗史互证”。又参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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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孝陵棉》诗见《嵞山集》卷十二，页18上。诗小序云：“金陵市上有贾木棉者，大书‘孝陵卫棉’四字于门。予见而悲之，因成一绝。”《广陵观剧》诗见《续集》卷五，页5上。诗小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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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一贵家宴客，伶人呈剧目，首坐者点万年欢。予大呼曰：“不可！岂有使祖宗立于堂下而我辈坐观者乎？”主人重违客意，予即奋袖而起曰：“吾宁先去，留此一线于天地间。”王贻上拊几曰：“壮哉！遗民也。”遂改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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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Willard J. Peterson, Bitter Gourd, Fang I’ 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Hilary J. Beattie, 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 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 Anhui,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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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桐城耆旧传》，《方学渐传》，页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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