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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文忠集》，还保留有梦章《秦淮》《北吴和歌》及《庚申元夕仁常招饮灯市》等诗，皆艳而不淫，楚楚有风致，置诸澹心集中，几欲乱真。这些便都是年少多才的澹心得见赏于梦章的原因。至于集中与方文、章闇、僧汰如、方震孺等人唱酬之作[37]，更说明了澹心以后与这些人的结交，实非意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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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章知交中对澹心交游影响较深者尚有松江籍的陈子龙（卧子、大樽，1608—1647）。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条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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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桥相公，先君乙卯房师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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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卯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卧子父陈所闻（无声，1587—1626）于是年成举人，而和他同年生的河北吴桥人范梦章（吴桥相公）正是他的房师。陈所闻早卒，年才四十。卧子《自撰年谱》里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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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桥相公]素惜先君未展其才，爱予甚笃。[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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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范梦章力荐陈卧子于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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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流通的《陈子龙诗集》卷十四收有《献留都范大司马》七律二首[40]，审其内容词气，应作于梦章南京兵部尚书任内（崇祯七年至十一年[1634—1638]）。可见梦章对故旧门生的遗孤，始终保持往来。后来梦章和卧子先后以身殉明，相隔仅三载，亦可说是南北后先辉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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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子集中所收酬赠之作，所涉人物如钱牧斋、吴次尾、孙克临、吴梅村，以至桐城方氏子弟，都和澹心投契。至于卧子在松江原籍的诗文之友，后来也先后与澹心厚善。下文将再作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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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述与澹心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若干人物，意在说明澹心于清初数游江浙之时，他所获得当地士人丰厚的礼遇，和他早年在南京的交游，实有莫大的关系；换言之，澹心在晚明的交游，大有助于他日后交游网络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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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澹心和楚云于顺治七年（1650）相遇于松江之前，曾数次从南京出发作江浙之游。就目前所见的诗文中，可确知澹心在清初七年之间，曾先后访游江浙地区至少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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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经苏州、嘉兴至杭州、绍兴等地顺治四年（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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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五年（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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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六年（1649）：苏州、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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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七年（1650）：苏州、松江、太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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澹心游江浙，多有诗纪其事，但以日记体裁纪游的，则仅有顺治七年（1650）所撰的《三吴游览志》一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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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吴游览志》解读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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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游览志》共约一万字左右，可说是薄物小篇。书前有吴梅村短序一篇，编梅村集及年谱的人都列此序为“佚文”。《游览志》中记和梅村相见，且录有澹心赠梅村的长诗一首。[41]兼以梅村在南京任国子监司业时（崇祯十三年[1640]），澹心曾“游学南雍”，所以二人当早便相识。梅村为《游览志》撰序，是很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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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澹心晚年所撰的《板桥杂记》相比，《三吴游览志》的声名显然远有不如。《游览志》据说有清初刊本，但似乎已经流失。现在流通的只有三个本子，但都同出1920年代上海进步书局印行的《笔记小说大观》中所收。1984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予以重印。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李金堂为《游览志》所作的校注本，是至今惟一的现代标点本。[42]李氏所据，便是1984年的广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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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志》声名虽远不逮《板桥杂记》，但其史料价值却不容忽视。首先，《游览志》对澹心的行程（自四月初一日至六月十九日）逐日记录，或陆行水行，或晴或雨，所见或山或水，姑无论矣。即所与之宴会、所赏之戏曲、所观之书画、所购之图籍、所月旦之人物、所畅论之艺文，乃至品茗着棋，分韵赋诗，都有记录。这些记载对了解清初江南文人的生活，无疑是很重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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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游览志》记澹心在游程中所见的人物独详。计自丹阳经苏州、昆山、松江至太仓等地，与澹心见面的达七十余人。澹心和这些人物间的种种关系，当为研究澹心生平者所乐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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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游览志》中收澹心此行所撰各体诗歌共三十二题八十八首、文三篇。这些诗文是否已收入澹心已刊的几个集子里，自然也是值得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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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澹心撰《三吴游览志》时，基本上是记即日之事，即偶有事后追记的痕迹，相去时日亦应不远。《板桥杂记》为澹心晚年之作（亦有至早不能先于康熙八年[1669]之说[43]），《游览志》记事较《板桥杂记》较为得实，是可以推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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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及李金堂所撰《三吴游览志校注》（以下简称“校注本”）是作为李氏所撰《板桥杂记校注》的“外一种”而收入在《明清小品丛刊》之中出版的。李氏对《游览志》的校注工作，目的在“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典故、术语加以简明的注释”，以“给读者阅读（该书）提供参考和帮助”。[44]读过校注本的人，都会认同李氏对《三吴游览志》的注释翔实，可读性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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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余澹心在《三吴游览志》中所留下的记载，也有好些是不为作传统注释工作者所留心，且为一般读者所不加关注的。因为这些问题，已涉及专门性的文本解读的范围。以下所举数例，意在说明《三吴游览志》对研究余澹心的重要性，以及传统注释工作力有所未逮之处。这和李金堂先生在校注本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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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余怀的交游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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