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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宋人还写有一个故事,说他与处士潘阆为莫逆之交,柳仲涂胆大妄为的性子常遭到潘阆嗤笑。某次,柳开途经扬州,潘阆与他相聚。驿站中有间房大门紧锁,他问何故?驿吏回答以往客人凡住宿于此,无不惊吓,故闲置十多年。柳开听罢,对众人说:“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詟夷夏,何畏哉!”随之破门而入。晚间,潘阆涂红抹绿,穿作牛头马面,爬进屋内梁上,装神弄鬼,柳开竟被唬住,一再告饶。此事意在挖苦柳开以胆大自居,但碰见鬼神也不免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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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只责备柳开一人性情暴躁,还是有些不公。其实宋初许多文士,纵然才高八斗,也颇乏儒雅气质,并且行事不守规矩。如与柳开同时代的著名词臣梁周翰,写得一手好文章,其《五凤楼赋》曾传颂一时,后官居翰林学士。但此人在地方官任内,就动辄体罚下属,并因杖杀人命遭到贬官处分。不久,在任官方的绫锦院监官期间,又对手下织锦工匠滥施杖罚,结果又被控诉到朝廷。宋太祖见到匠人一身的血肉模糊,怒不可遏,立即下令将他抓来,并对其痛骂道:难道你不清楚他人肌肤与自己无异吗?怎么就下得了如此狠手打人!震怒之下,天子几乎也要教训梁某饱尝棍棒的滋味。由此看来,宋朝开国时代,士风依旧粗糙,确有改造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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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柳开事迹,令人百感交集。他虽然在学问上富有创新,但在行为上却拖着过多旧时代的习气。故后人评价他“行不如文”。最终,他留给后世的遗产,不是微不足道的军功事迹,还在于气冲斗牛的文学作品。门人编其诗文,成《河东集》十五卷,传世至今,仍为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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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名相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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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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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间,宋太宗皇帝亲自主持科举殿试,录取状元苏易简以下进士119人,同时选拔其他诸科533人。从千余年前的成功标准来衡量,这一榜可谓人才辈出,以后出了四位宰相和多位执政大臣,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声威显赫,故被宋人誉为“龙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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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次科考中,年仅19岁的寇准进士及第,是其中最年少的折桂者。按照宋朝科举规矩,以年龄最小的中举者为“探花”郎,此不同于明清时代的进士第三名的称呼。须知唐朝以来,全国无数书生头悬梁锥刺股,皓首穷经,都狂奔并拥挤于狭窄的科场小道,而最终能斩获功名者许多已年过半百,如唐诗云“五十少进士”。因而寇准不到二十岁便金榜题名,确属少年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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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寇准在参加考试之前,有知情人曾私下向他透露:当朝天子素来不喜欢年轻的举子,以为年少轻狂,每每在殿试过程中将其逐出。所以建议他虚报岁数。但他却回答道:我刚步入进取之路,怎么可以欺君呢?此事足以窥见其刚正品格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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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日后名动天下的少年进士寇准,字平仲,出生于建隆二年(961),也就是宋朝开国后的第二年,家乡在华州下邽县(今陕西渭南市以北)。其父寇相曾在五代后晋时做过藩王府的幕僚,故寇家属本乡有地位的官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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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境富裕,据说少年寇准曾一度染有公子哥儿习气,不修小节,沉溺架鹰走狗。其母时常严加管教,都收效甚微,一次实在气愤至极,便随手拿起秤砣投向儿子,结果将儿子的脚砸出血来。从此,寇准才痛改前非,专心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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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自幼天资超群,书本一读便懂,遂泛滥诗文经史。但他尤其喜好阅读的书,还是《春秋》。在这部记述先秦春秋时代的史籍中,他读到诸侯之间的角逐争霸和纵横捭阖,了解到国家兴亡之理以及战乱带来的无穷危害,也熟悉了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因此少年时代便立下了高远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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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关中学子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受到乡土民风的熏染,身上有着鲜明的刚直性格,或者说还有一股子倔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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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茅庐的寇探花,做的第一任差遣是巴东(今湖北巴东县)知县。巴东是归州属下的一个小县,地处长江三峡之间,人烟稀少,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19岁的书生来说依然需要熟悉当地政务民情。这位年轻的父母官倒是很快适应角色,既宽刑简政,又雷厉风行,故颇得民望。多年以后,他亲手种植的两株柏树还被当地父老比之于“甘棠”,称为“莱公柏”(以他日后所封莱国公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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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他曾放眼滚滚东流的大江,抚今思古,心潮起伏,题写了抒怀诗《春日登楼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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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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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寇准又调任河北成安县(今属河北)知县,依旧保持以往风格。彼时尚处于宋初,五代遗风多存,地方上充斥贪残昏庸官员,百姓深受其害,因此他的积极作为自然超越大多同僚,从而受到朝廷的关注。于是,他在23岁时升任郓州(今山东东平)通判,也就是该州级机关的二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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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拱元年(988),寇准从地方衙门调到中央最高财经机构的三司,并很快出任盐铁判官,承担起一份重要的财政管理公务。这一年他不过27岁,可谓仕途坦荡,分明是得志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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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本朝“魏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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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进入三司衙署后,立即感受到京师与地方存在的巨大差异,相比于中央庞大的运行体系,州县衙门那些关系和那点事实在是简单多了。三司因关乎全国的财赋收支管理,所决定的各项政策和规定,都牵涉到广泛的利益,因而既要与朝廷其他机关交涉,也要与各地政府经常打交道,更须满足天子的意愿,故其官员的言行举止,都难免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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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繁重的政务和复杂的人事关系,寇判官秉承一贯的耿直作风,遇事敢言,常常不顾忌官场许多潜规则暗习惯,直指积弊,这当然属于“不欺君”的大忠表现,因此引起了天子的注意。某次,太宗皇帝传诏百官就朝政各陈己见,他便上疏直言朝廷利害,有条有理,切中要害。天子阅罢奏言深为所动,对这位年轻的官员愈加器重,迎合顺从的臣子固然令君主舒心,但朝廷毕竟还需要敢言敢为的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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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太宗就打算提拔寇准,宰相建议授予开封府推官之职,太宗不满地说:此官岂能用来相待寇准?宰臣只得再提议迁官枢密直学士,天子这才答应。于是,寇判官转升枢密直学士,步入最高军事机要决策机关,同时还兼任判吏部东铨,也就是负责一部分考察选拔官员的工作。不久,寇准母亲去世,按照惯例官员须辞职“丁忧”,守丧三年,但太宗正要重用寇准,哪能就此让爱卿离朝许久?皇帝就是皇帝,一纸诏书便予以“夺情”处理,令孝子打破常规继续留任,这可是古代天子对特别信任臣子的一种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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