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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宋人还写有一个故事，说他与处士潘阆为莫逆之交，柳仲涂胆大妄为的性子常遭到潘阆嗤笑。某次，柳开途经扬州，潘阆与他相聚。驿站中有间房大门紧锁，他问何故？驿吏回答以往客人凡住宿于此，无不惊吓，故闲置十多年。柳开听罢，对众人说：“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詟夷夏，何畏哉！”随之破门而入。晚间，潘阆涂红抹绿，穿作牛头马面，爬进屋内梁上，装神弄鬼，柳开竟被唬住，一再告饶。此事意在挖苦柳开以胆大自居，但碰见鬼神也不免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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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只责备柳开一人性情暴躁，还是有些不公。其实宋初许多文士，纵然才高八斗，也颇乏儒雅气质，并且行事不守规矩。如与柳开同时代的著名词臣梁周翰，写得一手好文章，其《五凤楼赋》曾传颂一时，后官居翰林学士。但此人在地方官任内，就动辄体罚下属，并因杖杀人命遭到贬官处分。不久，在任官方的绫锦院监官期间，又对手下织锦工匠滥施杖罚，结果又被控诉到朝廷。宋太祖见到匠人一身的血肉模糊，怒不可遏，立即下令将他抓来，并对其痛骂道：难道你不清楚他人肌肤与自己无异吗？怎么就下得了如此狠手打人！震怒之下，天子几乎也要教训梁某饱尝棍棒的滋味。由此看来，宋朝开国时代，士风依旧粗糙，确有改造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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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柳开事迹，令人百感交集。他虽然在学问上富有创新，但在行为上却拖着过多旧时代的习气。故后人评价他“行不如文”。最终，他留给后世的遗产，不是微不足道的军功事迹，还在于气冲斗牛的文学作品。门人编其诗文，成《河东集》十五卷，传世至今，仍为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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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名相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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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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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间，宋太宗皇帝亲自主持科举殿试，录取状元苏易简以下进士119人，同时选拔其他诸科533人。从千余年前的成功标准来衡量，这一榜可谓人才辈出，以后出了四位宰相和多位执政大臣，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声威显赫，故被宋人誉为“龙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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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次科考中，年仅19岁的寇准进士及第，是其中最年少的折桂者。按照宋朝科举规矩，以年龄最小的中举者为“探花”郎，此不同于明清时代的进士第三名的称呼。须知唐朝以来，全国无数书生头悬梁锥刺股，皓首穷经，都狂奔并拥挤于狭窄的科场小道，而最终能斩获功名者许多已年过半百，如唐诗云“五十少进士”。因而寇准不到二十岁便金榜题名，确属少年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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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寇准在参加考试之前，有知情人曾私下向他透露：当朝天子素来不喜欢年轻的举子，以为年少轻狂，每每在殿试过程中将其逐出。所以建议他虚报岁数。但他却回答道：我刚步入进取之路，怎么可以欺君呢？此事足以窥见其刚正品格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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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日后名动天下的少年进士寇准，字平仲，出生于建隆二年（961），也就是宋朝开国后的第二年，家乡在华州下邽县（今陕西渭南市以北）。其父寇相曾在五代后晋时做过藩王府的幕僚，故寇家属本乡有地位的官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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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境富裕，据说少年寇准曾一度染有公子哥儿习气，不修小节，沉溺架鹰走狗。其母时常严加管教，都收效甚微，一次实在气愤至极，便随手拿起秤砣投向儿子，结果将儿子的脚砸出血来。从此，寇准才痛改前非，专心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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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自幼天资超群，书本一读便懂，遂泛滥诗文经史。但他尤其喜好阅读的书，还是《春秋》。在这部记述先秦春秋时代的史籍中，他读到诸侯之间的角逐争霸和纵横捭阖，了解到国家兴亡之理以及战乱带来的无穷危害，也熟悉了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因此少年时代便立下了高远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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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关中学子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受到乡土民风的熏染，身上有着鲜明的刚直性格，或者说还有一股子倔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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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茅庐的寇探花，做的第一任差遣是巴东（今湖北巴东县）知县。巴东是归州属下的一个小县，地处长江三峡之间，人烟稀少，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19岁的书生来说依然需要熟悉当地政务民情。这位年轻的父母官倒是很快适应角色，既宽刑简政，又雷厉风行，故颇得民望。多年以后，他亲手种植的两株柏树还被当地父老比之于“甘棠”，称为“莱公柏”（以他日后所封莱国公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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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他曾放眼滚滚东流的大江，抚今思古，心潮起伏，题写了抒怀诗《春日登楼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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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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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寇准又调任河北成安县（今属河北）知县，依旧保持以往风格。彼时尚处于宋初，五代遗风多存，地方上充斥贪残昏庸官员，百姓深受其害，因此他的积极作为自然超越大多同僚，从而受到朝廷的关注。于是，他在23岁时升任郓州（今山东东平）通判，也就是该州级机关的二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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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拱元年（988），寇准从地方衙门调到中央最高财经机构的三司，并很快出任盐铁判官，承担起一份重要的财政管理公务。这一年他不过27岁，可谓仕途坦荡，分明是得志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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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本朝“魏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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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进入三司衙署后，立即感受到京师与地方存在的巨大差异，相比于中央庞大的运行体系，州县衙门那些关系和那点事实在是简单多了。三司因关乎全国的财赋收支管理，所决定的各项政策和规定，都牵涉到广泛的利益，因而既要与朝廷其他机关交涉，也要与各地政府经常打交道，更须满足天子的意愿，故其官员的言行举止，都难免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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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繁重的政务和复杂的人事关系，寇判官秉承一贯的耿直作风，遇事敢言，常常不顾忌官场许多潜规则暗习惯，直指积弊，这当然属于“不欺君”的大忠表现，因此引起了天子的注意。某次，太宗皇帝传诏百官就朝政各陈己见，他便上疏直言朝廷利害，有条有理，切中要害。天子阅罢奏言深为所动，对这位年轻的官员愈加器重，迎合顺从的臣子固然令君主舒心，但朝廷毕竟还需要敢言敢为的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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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太宗就打算提拔寇准，宰相建议授予开封府推官之职，太宗不满地说：此官岂能用来相待寇准？宰臣只得再提议迁官枢密直学士，天子这才答应。于是，寇判官转升枢密直学士，步入最高军事机要决策机关，同时还兼任判吏部东铨，也就是负责一部分考察选拔官员的工作。不久，寇准母亲去世，按照惯例官员须辞职“丁忧”，守丧三年，但太宗正要重用寇准，哪能就此让爱卿离朝许久？皇帝就是皇帝，一纸诏书便予以“夺情”处理，令孝子打破常规继续留任，这可是古代天子对特别信任臣子的一种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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