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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返京后，立即被宣诏入宫觐见。天子一见到他，便撩起龙袍，一边让他看自己伤重难愈的足创，一边动情地发问：爱卿为何来得如此缓慢？他连忙回答道：为臣没接到诏令是不能进入京师的。太宗接着问：朕几个儿子中哪一个可以继承皇位？寇参政当然明白此事非同小可，之前几位朝臣都因冒昧提议而遭贬，但他从来敢说真话，便直率地答道：陛下为万民选择储君，不可与妇人、宦官商量，也不可与近臣谋定。唯有陛下自己斟酌，来挑选负有天下众望者。话说到此，天子沉吟良久，屏退身边人，独自询问寇准道：襄王如何？他当即回答：知子莫若父，圣意既已明确，就应马上确定。于是，太宗皇帝随之确立了襄王的储君地位。这位襄王便是日后的真宗皇帝，而寇参政则就此立下了定策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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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王元侃晋封寿王，并依照惯例出任开封府尹。一年后，也就是至道元年（995）八月，寿王再被正式宣布为皇太子。据史书称，诏书公布之日，京城百姓涌上街头，夹道围观出行的太子，一些人还喜悦地说：真是少年天子！消息传入宫中，太宗皇帝感到不快，就召见并发问寇准：民心这么快就归属太子，如此将置朕于何地？看到多疑的暮年天子猜忌到太子，寇准的大智慧派上了用场，他立即祝贺道：百姓爱戴，正是社稷之福啊！言简意赅，明着是称颂陛下英明，选对了接班人，暗里却是保护寿王。太宗转身进入后宫，告诉后妃们寇参政的话，自然也是一派祝贺声。天子这才转忧为喜，重回殿堂，当下设宴感谢本朝“魏徵”，君臣俩一醉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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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二度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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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重返庙堂后，出任的虽只是副宰相之职，但因有天子的格外信任，其影响力却非同寻常。像在决定中书大政及其他重要事务上，他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因为此时唯一的宰相吕端和几位执政大臣也是在他的引荐下获得重用，故对这位天子亲信相当谦让。不过，在一往无前勇担责任的同时，寇准没有从之前遭贬的事上汲取教训，过于外露的老脾气依旧，仍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时常一意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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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寇准的风格与当日大多数科举出身的文臣明显不同，他性格外向，欠缺谨慎持重，性情又过于刚直，疾恶如仇，做事常常不顾及同僚和下属的脸面。如此这般，不免受到许多人的怨恨，以至于陷于孤立的境地，最终连天子也帮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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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二年（996）七月里，朝廷举行南郊祭天大典结束后，依照惯例百官都获得叙迁。在安排此次人事变动的过程中，寇准素来印象好的官员多得美差，而他反感或不熟悉的人则很少获得好处，从而招致一些人的非议。这得承认，他既有打破陈规选拔人才的一面，也存在主观偏见的一面，欠缺政治家必要的容人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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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位名叫彭惟节的官员，其排序一直居于另一位朝官冯拯之下，这次叙迁后，前者转官屯田员外郎，后者转为虞部员外郎，也就是说彭某排位超过了冯某。但上奏列名时，冯拯却继续要求保持在彭氏前面。寇准素来对圆滑投机的冯氏缺乏好感，便大为恼怒，遂以中书公文的形式斥责冯拯扰乱朝纲。冯拯本非良善之辈，接获堂帖后愤懑不已，哪里肯善罢甘休，就上奏指责寇参政擅权，接着又条陈其对待岭南地区官员的任用不公。他这么做，自然有一批人支持，广南东路转运使康戬便积极予以配合。康戬也向天子上疏反映：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和李昌龄皆寇准所引荐，吕丞相心存感激，张参政曲意奉承，李参政则畏惧不敢抗衡，是故寇准得以为所欲为，变乱规矩。如此言辞，可谓相当大胆，牵扯到当朝地位最高的几位宰执大臣，背后必然有复杂的势力撑腰，很可能是得到反对太子一派的李皇后、大宦官王继恩等人的指使。既然有把柄可以被抓，政敌当然不会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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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皇帝阅罢几份奏疏，龙颜不悦，再赏识的人也只是臣子，若要擅权或重新拉帮组派，照样是绝对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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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寇准奉命主持太庙祭祀事务之际，天子召见了吕端等人。吕相公受到太宗的责问，已顾不得情谊之类的事，连忙解释说：寇准性格刚强，为臣等不愿与他争执，也是考虑到怕有伤国体。随之，带头顿首谢罪。品行不端的张洎为求自保，恩将仇报，乘机落井下石，竟揭发寇准私下里说过批评天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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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太庙公务后，寇参政上殿汇报，天子质问他有关冯拯反映的事，他这时竟犯了老毛病，不知掌握分寸，一味地为自己辩护，还请求在朝堂官员面前互相对质。显然，他过于自信，不惧公开辩论。太宗听得不耐烦，说道：若就当廷分辩的话，有失大臣之体。话已至此，寇准犹不知退让，仍坚称自己无过，又拿出中书有关官员的簿子，一一指出先后，无非要争个是非曲直。他只顾倔强，不知变通，势必“一举不得，前功尽弃”。天子愈加气恼，不由得对昔日爱卿叹责道：鼠雀尚知人意，何况人呢？就此结束了不愉快的谈话，随之传诏罢免寇准的要职，出贬为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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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权力本是政界的通病，也是每位政客的本能，本朝“魏徵”寇准自不例外。而权力的拥有，往往不是简单论品行论能力论远大的抱负，就能公平衡量分配，尔虞我诈、明枪暗箭、阳奉阴违、调虎离山、针尖对麦芒等等，以至于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之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来便是如此。寇准显然不精通权术之道，大概还反感这些东西，常常仅凭一颗赤心一腔热肠对待君王和政务，自是简单粗糙，难免陷身孤立，甚至授人以柄。对此，他的同年和好友张詠以后曾叹息道：寇公实乃奇才，可惜学术不足耳！此所谓“学术”非今日意义上的学问之学术，而是指学习揣摩历史经验所获得的政治权术。还是知己者说到点子上了，遗憾的是当事人终生也没有真正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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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失意之下，寇准离开了朝廷的权力中心，落脚地方衙门。这一年，他才35岁，就绝大多数官员而言，这个岁数还只是出道伊始，他却已实实在在辅佐过帝王，虽两度跌宕，却品尝过位高权重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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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寇准还年轻得很，有的是时间资本，尤其是他立下了定策之功，今日的太子不久就要登基继位，对于他的大恩，未来的天子哪能轻易忘却？还有他的多位旧友、同年也分居高位，如吕端、李沆、向敏中及王旦等人或为宰相，或居执政，多少都受过他的荐举之恩，也不会绝情至极，而他的政敌则行将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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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州任内，寇准仍旧保持豪饮的习惯，时常设宴款待宾朋。他特别喜爱观看刚健有力的“拓枝舞”，往往一边欣赏舞蹈，一边放开来饮酒，每次都能畅饮三十盏之多，罕有对手，令人惊叹。寇准还是年轻气盛，志向大酒量也巨。而仅就酒性一点来看，也折射出他万事不服输的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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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外人眼里的这种惯常纵酒作乐，掩盖的却是一颗苦闷的内心，陪酒者恐怕未必能完全体会，唯有他自己清楚。纵使醉里梦中也不甘心就此放手，正如他早年在巴东县写的诗句所表露：“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庙堂运筹、朝廷命运，舍我其谁？这便是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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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至道二年（996）七月出贬之日算起，寇准有五年多时光徘徊于外地，先任邓州知州，随后又调任河阳军（今河南孟县）、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和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等地方长官。最初的艰难形势，随着皇位的更迭逐渐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有道是：旷世奇才，上苍终究不会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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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驾崩，因为宰相吕端的有力保护，太子登基称帝，是为真宗皇帝。与此同时，反对太子派一班人马顷刻遭到清算，而这些人正是昔日处心积虑报复寇准的幕后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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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子入主大位后，当然会想到昔日寇准在确立自己太子之位上的贡献，于是即位不久便升迁其官衔，由给事中提拔为工部侍郎。不过，这只是官阶头衔的提升，其实际的职务差遣却未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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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在真宗心目中，本朝“魏徵”寇准的忠诚和才干都不成问题，还对自己曾经有恩，应该重用。但此时朝中的形势和人际关系却相当微妙，唯一的丞相吕端对自己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自当感激不尽，眼下还要倚重其稳定局面，因此必须考虑他的感受。遗憾的是，吕相公虽与寇准的私人关系尚可，两人却性格迥异，一个老成内向，另一个则锋芒毕露；另外两人年龄相差悬殊，前者已年过六旬，后者还不到四十岁，彼此做朋友恐怕没有问题，但若要合作起来不免存在抵牾。而其他多位执政大臣，包括寇准的同年李沆和向敏中，往日也领教过寇参政的专断，未必热衷欢迎他回朝。如此这般，只能先优待这位爱卿，重用的事仍需留待时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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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平三年（1000）初，因辽军南下，天子亲赴河北大名坐镇指挥，其间曾召见寇准于行营。此次会面，想必君臣间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寇准的坦诚果决也给年轻的君王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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