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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皇帝阅罢几份奏疏，龙颜不悦，再赏识的人也只是臣子，若要擅权或重新拉帮组派，照样是绝对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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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寇准奉命主持太庙祭祀事务之际，天子召见了吕端等人。吕相公受到太宗的责问，已顾不得情谊之类的事，连忙解释说：寇准性格刚强，为臣等不愿与他争执，也是考虑到怕有伤国体。随之，带头顿首谢罪。品行不端的张洎为求自保，恩将仇报，乘机落井下石，竟揭发寇准私下里说过批评天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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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太庙公务后，寇参政上殿汇报，天子质问他有关冯拯反映的事，他这时竟犯了老毛病，不知掌握分寸，一味地为自己辩护，还请求在朝堂官员面前互相对质。显然，他过于自信，不惧公开辩论。太宗听得不耐烦，说道：若就当廷分辩的话，有失大臣之体。话已至此，寇准犹不知退让，仍坚称自己无过，又拿出中书有关官员的簿子，一一指出先后，无非要争个是非曲直。他只顾倔强，不知变通，势必“一举不得，前功尽弃”。天子愈加气恼，不由得对昔日爱卿叹责道：鼠雀尚知人意，何况人呢？就此结束了不愉快的谈话，随之传诏罢免寇准的要职，出贬为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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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权力本是政界的通病，也是每位政客的本能，本朝“魏徵”寇准自不例外。而权力的拥有，往往不是简单论品行论能力论远大的抱负，就能公平衡量分配，尔虞我诈、明枪暗箭、阳奉阴违、调虎离山、针尖对麦芒等等，以至于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之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来便是如此。寇准显然不精通权术之道，大概还反感这些东西，常常仅凭一颗赤心一腔热肠对待君王和政务，自是简单粗糙，难免陷身孤立，甚至授人以柄。对此，他的同年和好友张詠以后曾叹息道：寇公实乃奇才，可惜学术不足耳！此所谓“学术”非今日意义上的学问之学术，而是指学习揣摩历史经验所获得的政治权术。还是知己者说到点子上了，遗憾的是当事人终生也没有真正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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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失意之下，寇准离开了朝廷的权力中心，落脚地方衙门。这一年，他才35岁，就绝大多数官员而言，这个岁数还只是出道伊始，他却已实实在在辅佐过帝王，虽两度跌宕，却品尝过位高权重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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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寇准还年轻得很，有的是时间资本，尤其是他立下了定策之功，今日的太子不久就要登基继位，对于他的大恩，未来的天子哪能轻易忘却？还有他的多位旧友、同年也分居高位，如吕端、李沆、向敏中及王旦等人或为宰相，或居执政，多少都受过他的荐举之恩，也不会绝情至极，而他的政敌则行将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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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州任内，寇准仍旧保持豪饮的习惯，时常设宴款待宾朋。他特别喜爱观看刚健有力的“拓枝舞”，往往一边欣赏舞蹈，一边放开来饮酒，每次都能畅饮三十盏之多，罕有对手，令人惊叹。寇准还是年轻气盛，志向大酒量也巨。而仅就酒性一点来看，也折射出他万事不服输的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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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外人眼里的这种惯常纵酒作乐，掩盖的却是一颗苦闷的内心，陪酒者恐怕未必能完全体会，唯有他自己清楚。纵使醉里梦中也不甘心就此放手，正如他早年在巴东县写的诗句所表露：“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庙堂运筹、朝廷命运，舍我其谁？这便是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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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入主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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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至道二年（996）七月出贬之日算起，寇准有五年多时光徘徊于外地，先任邓州知州，随后又调任河阳军（今河南孟县）、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和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等地方长官。最初的艰难形势，随着皇位的更迭逐渐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有道是：旷世奇才，上苍终究不会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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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驾崩，因为宰相吕端的有力保护，太子登基称帝，是为真宗皇帝。与此同时，反对太子派一班人马顷刻遭到清算，而这些人正是昔日处心积虑报复寇准的幕后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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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子入主大位后，当然会想到昔日寇准在确立自己太子之位上的贡献，于是即位不久便升迁其官衔，由给事中提拔为工部侍郎。不过，这只是官阶头衔的提升，其实际的职务差遣却未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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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在真宗心目中，本朝“魏徵”寇准的忠诚和才干都不成问题，还对自己曾经有恩，应该重用。但此时朝中的形势和人际关系却相当微妙，唯一的丞相吕端对自己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自当感激不尽，眼下还要倚重其稳定局面，因此必须考虑他的感受。遗憾的是，吕相公虽与寇准的私人关系尚可，两人却性格迥异，一个老成内向，另一个则锋芒毕露；另外两人年龄相差悬殊，前者已年过六旬，后者还不到四十岁，彼此做朋友恐怕没有问题，但若要合作起来不免存在抵牾。而其他多位执政大臣，包括寇准的同年李沆和向敏中，往日也领教过寇参政的专断，未必热衷欢迎他回朝。如此这般，只能先优待这位爱卿，重用的事仍需留待时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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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平三年（1000）初，因辽军南下，天子亲赴河北大名坐镇指挥，其间曾召见寇准于行营。此次会面，想必君臣间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寇准的坦诚果决也给年轻的君王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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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寇准终于结束外任生活，被召回京师出任权知开封府，也就是代理首都开封的长官。经过几年的地方磨炼，寇知府算是想通了几许门道，言行举止稍微收敛了一些，如上朝时主动要求排序在官阶低于自己的三司使陈恕名下之类。这自然引起天子的好感，觉得能识大体，于是不久便提拔他接替三司使之职，以负责全国的财经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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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之时，辽朝铁骑频频南犯，北部边防形势日益严峻，致使真宗皇帝忧心忡忡，宵衣旰食。环顾左右，老臣吕端已亡故多时，先后接任相位的李沆、吕蒙正和向敏中三位，虽都属君子一类大臣，颇得众望，处理朝廷日常政务也得心应手，但却皆非谋勇兼备之人，应对边防大政时，往往束手无策。显然，这属于太平宰相班子，难以担当战时内阁的重任。因而，天子还是相中了寇准，打算起用他辅政。为此，先罢免了向敏中的相位，随后又接受老臣吕蒙正的辞呈，在中书仅保留李沆一位宰相，以便为寇准踏入庙堂铺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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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想，景德元年（1004）七月，唯一的宰相李沆突然病逝，中书一时无人支撑，而原来用李沆与寇准配合的设想也被打乱。在国难当头之际，天子考虑到非起用有胆有识者不能替自己分忧，遂决定将寇准从三司使直接升任宰相。为了避免臣僚们的非议，真宗便先将自己藩邸旧臣出身的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毕士安迁为参知政事，时隔一个月，就同时任命毕士安与寇准为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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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天子事先曾就使用寇准的想法征求过毕士安的意见，这位老部属对陛下说：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为臣我不如他。真宗反问道：听说寇准性格刚强，又好使性子，这怎么办？毕士安答道：寇准忘身徇国，故不为流俗所喜。当今北有强敌，“跳梁未服”，正是使用寇准之时。听罢如此肯定意见，天子方才打消了所有顾虑，下决心重用寇爱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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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寇准刚43岁，终于入主中书，成为本朝操持国政的新一代宰臣。当命运将他推向政治舞台最前列之际，国运亦将随之而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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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力主亲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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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元年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更是风云激荡而具重大影响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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