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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功高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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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订立后,天子回銮,百官朝贺,一时庙堂充满喜庆气氛,寇相公自然成为朝野瞩目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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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宫内,平静下来的天子回想此前的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场景,仍不免心有余悸,幸亏有寇爱卿力排众议,自己才避免了南逃的尴尬境地,朝廷也躲过了一场浩劫。看到辽军北撤,江山依旧,一纸盟书换来太平气象,真宗不能不对寇准心存感激。因此,除了厚加赏赐外,中书大政更愿听取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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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寇准一贯的风格来看,他想必颇为自负得意,史称“颇矜其功”。他内心一定有这样的念头:若非自己的坚持与调度,君王还能否回到京师?群臣又不知身处何方?天子理所当然要感谢自己!在这样的心态下,刚直的习性又开始故态复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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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因为有澶渊之盟前后的赫赫功业,加上天子的特别眷顾,寇准一时威望无人可比。而毕士安在相位上不过一年多时间,便因病去世,中书遂仅由寇准一位宰臣当家,他愈加不把朝中那些奸猾的政客放在眼里。然而,他还是忽略了权术在官场中的重要性,更不该以功臣自居。他为人刚毅率直,固然令人景仰,但任性使气,却难免遭人嫉恨。据说,好友张詠曾劝他读《汉书》中的《霍光传》,暗示须谨防居功自傲,并提醒老友若“不学无术”,必将倒运。但也许是天性使然,寇准并没有醉心于纵横捭阖的政治权谋,反而恢复了原来爱憎分明的处世风格,对天子大胆直言,对同僚和下属更不客气,以至于专断中书。就此,他便犯下了“功高震主”的致命错误,既给政敌以攻击口实,又终将遭到君王的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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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风起于青萍之末,而日渐吹向寇准的这股邪风,源头乃是当初力主南逃的参知政事王钦若。正是这位以柔媚见长的江南文士王钦若,最终却扳倒了强硬无比的北方豪杰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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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原委还得从此前说起。当真宗终于采纳亲征的意见不久,寇准乘势奏请将王钦若调离中书,派往河北驻守天雄军(今河北大名县)。在大名城里,远离天子的王参政满怀怨气,也无可奈何,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寇准呼风唤雨、大显身手,并最终迫使辽朝议和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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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签署后,王钦若返回京师,不久即被免去参知政事的要职,仅挂名刑部侍郎和资政殿学士的空头官衔。当然,朝廷还是给他安排了适合的工作,就是负责整理典籍图书。于是,他有一年多时间花在主持编修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上。寇准因素来反感王钦若,还有意将资政殿学士排序在翰林学士之下,王学士便向天子诉说不公,结果真宗特降旨升迁其为资政殿大学士,以提高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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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命不凡的王大学士,工于心计,善于取悦君主,哪里甘心遭到压制。他思前想后,摸透了当朝君主的脾性,遂决定利用天子珍惜名誉的心态,展开一场巧妙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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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回銮以后,天子一直视寇准为大功臣,既敬佩又信任,给予了很大的礼遇。景德三年(1006)初,一次百官朝会结束时,寇相公先离开大殿,真宗目送着功臣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视野中。这时,心怀叵测、蓄谋已久的王钦若乘机对天子说:陛下如此敬畏寇准,是否因为他有功于社稷?真宗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王某进一步说:为臣我没想到陛下说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竟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社稷。听他发出如此话语,天子感到愕然,便要他把话说清楚。看到天子满脸狐疑,王钦若便将早已深思熟虑过的话说了出来:城下之盟,虽春秋时的小国犹以为耻,如今以我万乘大国之尊而签订澶渊之盟,其实不过是做了一件城下之盟的事,何其耻辱啊!他才说罢,但见真宗皇帝顿时不悦,无话可说。眼见收到预期效果,王钦若又不失时机地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的事吗?赌徒即将输尽钱时,便豁出老本一搏,即所谓“孤注”,陛下正是当日澶渊之役时寇准的孤注,这也太危险了!听罢此言,真宗马上想到当初讨论亲征时寇准曾说过只有以“热血相泼”的话,又回想到寇准硬逼自己渡河赴澶州北城的情景。随着王某的诱导,联想到当时寇准强硬的态度以及口气,许多淡忘的委屈不快都被唤醒。看来,正像眼前这位臣下所说,寇准竟然将天子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赌注,这哪里还有什么“爱君之心”可言?由此,真宗开始对寇准产生了怨气,疏远了与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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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钦若谈话之后,又在事过境迁的情况下重新审视澶渊之盟,天子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刺伤,进而想到当日抗战派臣子逼迫自己冒险亲征的举止,又顿生怨恨。于是,真宗改变了对寇准的看法,而一旦抱有了成见,率直的性格和为政作风也引起了真宗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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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寇准主政期间,打破论资排辈的用人旧规矩,大胆用人,一旦发现有为的官员,就超等拔擢任用,御史出现空缺,又以直言敢谏者填补。有一次,中书安排官员任命事宜,同僚屡次指使吏人持有关人事升迁的资历簿给寇准看,他则对诸位说:宰相的职责便是进贤能抑庸才,如若全按资历办事,只需一个吏人就足矣。至于在其他事项上,他也多自作主张,从而引起了同列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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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承认,寇准在用人上既有打破陈规陋习的勇气,同时也不免夹杂一些偏见。像他固执地认为江南人轻巧,不如北方人厚道,因此在科举考试中故意压制南方举子。一次殿试结束,论成绩头名应归来自南方的萧贯,寇准却对天子说:南方属下国,不宜取状元以冠多士。结果将北方考生蔡齐拔为状元,不仅如此,他从贡院出来后,竟得意地对同僚炫耀道:今天又为中原夺得一个状元!他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对考试基本规则的干扰,给人以意气用事甚至孩子气的感觉。凡此种种,自然招致不少官员的积怨,树敌过多,引得朝野风言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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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事情自然不断反映到天子耳里,再附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议论,寇准遂成为独断专权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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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三年初春,天子终于厌烦了昔日信赖过的宰臣,解除了寇准的宰相职务,令他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做地方官。从罢免寇准的制词内容看,皇帝还算客气,如“蔚有壮图,出逢昌运,器干标于国栋,符采冠于时髦”,“缉熙帝载,眷言机务,不欲重烦,解黄閤之剧权”等语句,一方面赞颂这位前宰相的功德风采;另一方面则表达了不便再继续辛劳他的意思。这当然都是冠冕堂皇的官话,说到底就是请寇准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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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寇准44岁多,主政不过一年半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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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再起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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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离朝之后,真宗钦定性情温和、待人谦逊的王旦接替相职,与此同时,则提拔王钦若为知枢密院事,也就是最高军政机关的长官。可以说,天子受够了直臣硬汉那一套,转而选择一批善于体察上意的臣子,以辅佐自己理政。好在此时国家不再面临危难,也就用不着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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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政坛的习惯,倒是大臣能上能下,从宰辅之位上降为州郡地方官,以后再重返庙堂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昔日元老重臣赵普、状元宰相吕蒙正等人都无不如此,即使是寇准、王钦若两个对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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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起大落之下,寇准还是心情郁闷,心有不甘,大好年华难道就此了却?好在他自有解脱之道,一面寻找复出的机会,一面吟诗畅饮,正好过几天舒坦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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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黯然调离京师之日起,他先后在京西的陕州、河北的天雄军两地做了七年左右的地方官。在这几年里,他将本署衙门的事交给僚属办理,自己又时常纵酒取乐与浇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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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笔记称:寇故相在地方州郡期间,生活豪奢,尤喜大摆宴席,以此声名远扬,世人却并不以此非之。以后,有位执政大臣夏竦亦好奢靡,曾不解地问门客:寇公自奉奢侈,而未遭非议,轮到了我为何就议论纷纷?门客回答道:曾经听说寇公在地方时,闲暇之日与下属到郊外聚饮,席间偶然听到驮铃声,就遣人去查看,当得知是一个卸任的县官途经此地后,寇公当即招呼此人来一同饮酒。而大人您对待出入京城的士大夫,很在意官阶地位的差异,以分别礼数高低,何况其他事情呢!因此世间的品评自然有别。这段非正式的记载,恰好说明了寇准直率坦诚的品性,也折射出他在地方衙门排遣时日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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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初开始,天子为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听信王钦若的建议,搞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迎天书、东封西祀祭天地以及名山大川之类的迷信祥瑞运动,以转移国人的视线,意在证明本朝天子的神圣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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