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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看来，借助和约首先能让对方大军撤走，以解眼前之围；其次，以此可换得北部边境的长期安宁；最终，则能卸去太宗北伐失败以来一直压在君臣心头的恐惧之感，使朝廷可以在祥和、太平的环境中从事内部建设。至于幽云十六州，既然无力或者说无心收复，也就只能公开表示放弃。而每年那笔三十万的负担不过是区区小数，何足挂齿，就偌大的帝国而言仅仅在每个百姓身上加一点，就可轻松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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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皇帝与大多数朝臣也许想的就是这些，即不惜代价，“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百余年间辽朝也大体遵守了盟书条款，双方之间剧烈的武装冲突基本消失，彼此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皇室婚丧嫁娶，都互派使团庆贺吊唁。这当然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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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功高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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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订立后，天子回銮，百官朝贺，一时庙堂充满喜庆气氛，寇相公自然成为朝野瞩目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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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宫内，平静下来的天子回想此前的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场景，仍不免心有余悸，幸亏有寇爱卿力排众议，自己才避免了南逃的尴尬境地，朝廷也躲过了一场浩劫。看到辽军北撤，江山依旧，一纸盟书换来太平气象，真宗不能不对寇准心存感激。因此，除了厚加赏赐外，中书大政更愿听取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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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寇准一贯的风格来看，他想必颇为自负得意，史称“颇矜其功”。他内心一定有这样的念头：若非自己的坚持与调度，君王还能否回到京师？群臣又不知身处何方？天子理所当然要感谢自己！在这样的心态下，刚直的习性又开始故态复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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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因为有澶渊之盟前后的赫赫功业，加上天子的特别眷顾，寇准一时威望无人可比。而毕士安在相位上不过一年多时间，便因病去世，中书遂仅由寇准一位宰臣当家，他愈加不把朝中那些奸猾的政客放在眼里。然而，他还是忽略了权术在官场中的重要性，更不该以功臣自居。他为人刚毅率直，固然令人景仰，但任性使气，却难免遭人嫉恨。据说，好友张詠曾劝他读《汉书》中的《霍光传》，暗示须谨防居功自傲，并提醒老友若“不学无术”，必将倒运。但也许是天性使然，寇准并没有醉心于纵横捭阖的政治权谋，反而恢复了原来爱憎分明的处世风格，对天子大胆直言，对同僚和下属更不客气，以至于专断中书。就此，他便犯下了“功高震主”的致命错误，既给政敌以攻击口实，又终将遭到君王的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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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风起于青萍之末，而日渐吹向寇准的这股邪风，源头乃是当初力主南逃的参知政事王钦若。正是这位以柔媚见长的江南文士王钦若，最终却扳倒了强硬无比的北方豪杰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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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原委还得从此前说起。当真宗终于采纳亲征的意见不久，寇准乘势奏请将王钦若调离中书，派往河北驻守天雄军（今河北大名县）。在大名城里，远离天子的王参政满怀怨气，也无可奈何，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寇准呼风唤雨、大显身手，并最终迫使辽朝议和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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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签署后，王钦若返回京师，不久即被免去参知政事的要职，仅挂名刑部侍郎和资政殿学士的空头官衔。当然，朝廷还是给他安排了适合的工作，就是负责整理典籍图书。于是，他有一年多时间花在主持编修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上。寇准因素来反感王钦若，还有意将资政殿学士排序在翰林学士之下，王学士便向天子诉说不公，结果真宗特降旨升迁其为资政殿大学士，以提高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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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命不凡的王大学士，工于心计，善于取悦君主，哪里甘心遭到压制。他思前想后，摸透了当朝君主的脾性，遂决定利用天子珍惜名誉的心态，展开一场巧妙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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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回銮以后，天子一直视寇准为大功臣，既敬佩又信任，给予了很大的礼遇。景德三年（1006）初，一次百官朝会结束时，寇相公先离开大殿，真宗目送着功臣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视野中。这时，心怀叵测、蓄谋已久的王钦若乘机对天子说：陛下如此敬畏寇准，是否因为他有功于社稷？真宗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王某进一步说：为臣我没想到陛下说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竟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社稷。听他发出如此话语，天子感到愕然，便要他把话说清楚。看到天子满脸狐疑，王钦若便将早已深思熟虑过的话说了出来：城下之盟，虽春秋时的小国犹以为耻，如今以我万乘大国之尊而签订澶渊之盟，其实不过是做了一件城下之盟的事，何其耻辱啊！他才说罢，但见真宗皇帝顿时不悦，无话可说。眼见收到预期效果，王钦若又不失时机地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的事吗？赌徒即将输尽钱时，便豁出老本一搏，即所谓“孤注”，陛下正是当日澶渊之役时寇准的孤注，这也太危险了！听罢此言，真宗马上想到当初讨论亲征时寇准曾说过只有以“热血相泼”的话，又回想到寇准硬逼自己渡河赴澶州北城的情景。随着王某的诱导，联想到当时寇准强硬的态度以及口气，许多淡忘的委屈不快都被唤醒。看来，正像眼前这位臣下所说，寇准竟然将天子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赌注，这哪里还有什么“爱君之心”可言？由此，真宗开始对寇准产生了怨气，疏远了与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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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钦若谈话之后，又在事过境迁的情况下重新审视澶渊之盟，天子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刺伤，进而想到当日抗战派臣子逼迫自己冒险亲征的举止，又顿生怨恨。于是，真宗改变了对寇准的看法，而一旦抱有了成见，率直的性格和为政作风也引起了真宗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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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寇准主政期间，打破论资排辈的用人旧规矩，大胆用人，一旦发现有为的官员，就超等拔擢任用，御史出现空缺，又以直言敢谏者填补。有一次，中书安排官员任命事宜，同僚屡次指使吏人持有关人事升迁的资历簿给寇准看，他则对诸位说：宰相的职责便是进贤能抑庸才，如若全按资历办事，只需一个吏人就足矣。至于在其他事项上，他也多自作主张，从而引起了同列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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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承认，寇准在用人上既有打破陈规陋习的勇气，同时也不免夹杂一些偏见。像他固执地认为江南人轻巧，不如北方人厚道，因此在科举考试中故意压制南方举子。一次殿试结束，论成绩头名应归来自南方的萧贯，寇准却对天子说：南方属下国，不宜取状元以冠多士。结果将北方考生蔡齐拔为状元，不仅如此，他从贡院出来后，竟得意地对同僚炫耀道：今天又为中原夺得一个状元！他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对考试基本规则的干扰，给人以意气用事甚至孩子气的感觉。凡此种种，自然招致不少官员的积怨，树敌过多，引得朝野风言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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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事情自然不断反映到天子耳里，再附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议论，寇准遂成为独断专权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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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三年初春，天子终于厌烦了昔日信赖过的宰臣，解除了寇准的宰相职务，令他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做地方官。从罢免寇准的制词内容看，皇帝还算客气，如“蔚有壮图，出逢昌运，器干标于国栋，符采冠于时髦”，“缉熙帝载，眷言机务，不欲重烦，解黄閤之剧权”等语句，一方面赞颂这位前宰相的功德风采；另一方面则表达了不便再继续辛劳他的意思。这当然都是冠冕堂皇的官话，说到底就是请寇准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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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寇准44岁多，主政不过一年半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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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再起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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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离朝之后，真宗钦定性情温和、待人谦逊的王旦接替相职，与此同时，则提拔王钦若为知枢密院事，也就是最高军政机关的长官。可以说，天子受够了直臣硬汉那一套，转而选择一批善于体察上意的臣子，以辅佐自己理政。好在此时国家不再面临危难，也就用不着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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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政坛的习惯，倒是大臣能上能下，从宰辅之位上降为州郡地方官，以后再重返庙堂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昔日元老重臣赵普、状元宰相吕蒙正等人都无不如此，即使是寇准、王钦若两个对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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