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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本不善于处理和同僚下属的关系，这时又与副职丁谓搞僵了关系。据记载，最初丁谓对寇相公十分尊敬，但寇准倚老卖老，不把丁参政放在眼里。其他的事不说，仅一件事便得罪了丁谓。一次，中书里大臣会餐，寇准的大胡子上沾了些汤汁，丁谓立即站起身用手替他仔细抹掉，这本是示好讨好之举，他却不领情，竟当着多人面取笑道：你也是大臣，如何能干为长官擦胡须的事！搞得丁参政十分尴尬。可想而知，深受天子宠信的丁谓哪能受如此之气，遂就此忌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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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因真宗患病日深，经常晕厥，权力欲极强的刘皇后遂于宫中操持权柄，并与两位枢密使丁谓、曹利用及翰林学士钱惟演等人结成同盟，形成控制朝政的强大势力，一时宫廷朝堂形势诡谲多变。寇准看不惯，便向天子建议传位太子，由可靠大臣辅政，还特别指出丁谓和钱惟演皆为佞人，不可辅佐未成年的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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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真宗同意后，寇丞相就秘密指派另一位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诏书，内容主要是由太子监国和寇准辅政。他还许诺杨亿，事成后予以提拔。结果这一密谋很快外泄，刘皇后与丁谓合谋以天子的名义罢黜寇准相位，授予其太子太傅的虚衔和莱国公的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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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寇准的下场还不算惨。当时，大宦官周怀政也不甘寂寞，同样试图终结刘皇后的参政权，并筹划谋杀其同党大臣，随之奉真宗为太上皇，由太子登基，再恢复寇准的相权。周宦官的计划是否得到寇准的支持与参与，已不得而知。后世所知道的结果，是再次败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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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皇后一干人不愿束手就擒，遂发起反击，将周怀政处死，又将寇准贬为太常卿，驱逐出朝。当寇准以知州身份抵达安州（今湖北安陆县）不久，再被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可谓连贬十几级，也就是遭到流放处罚。这时，寇准年已六旬。不久，真宗驾崩，这位君王至死都不清楚寇准遭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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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兴元年（1022），年幼的仁宗即位，刘太后垂帘听政，宰相丁谓一时大权在握，寇准只能是继续遭殃，被流放到更偏远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县），隔海便是天涯海角。据说，丁丞相还数次派人企图谋害寇准，幸赖有对方忠实的门客保护才未能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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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还是因缘轮回，因果报应。不久，丁谓也失宠倒台，同样被流放到岭南。当他途经雷州时，寇准派人送去一只蒸羊，这位昔日的宿敌感动地请求相见，但遭到拒绝。寇准的家仆气愤不过，打算刺杀报仇，也被主人制止。由此可见，品格有高下，境界有分别，寇准当然不会行小人暗算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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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年，朝廷降诏宽待寇准，将其北迁到衡州（今湖南衡阳市）。他搬迁到新流放地不久，便溘然长逝，时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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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寇准一生，可评说之处甚多。他勇担天下大任，不惧艰险，性格鲜明，豪爽坦诚，爱憎分明，都令人难忘；同时，他身上的弱项也不少，诸如性情偏激，甚至意气用事，不拘小节，不善于处理上下关系。这些毛病，在知己者眼里十分可爱，在政敌心中却难以容忍。若作总结的话，寇准具有治国的大智慧，缺乏权谋的小聪明，大是大非上清醒，而小事上糊涂。但政界最讲细节，再大的才能功业也会因小节被当时人忽略。如他的同僚毕士安所说：“寇准忘身徇国，故不为流俗所喜。”他的最后败笔，还在于不该恋权，不知见好就收。以后，欧阳修即指出：寇公之遭到流放，“由老不知退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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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寇准都是古代政坛上的一位奇才伟人，功绩赫赫，因而赢得身后英名长存。不用说，他死后不久就被平反，位列当朝名臣。而由宋至今，流传甚广的戏曲、评话以及小说，更赋予其高大伟岸的英雄形象。至于那些平庸、奸巧的帝王与显贵，则早已被世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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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鹤相”丁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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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史上，名相确实辈出，往早了说有赵普、吕蒙正、吕端、李沆、王旦和寇准，中间续着王曾、韩琦、范仲淹、富弼、文彦博、王安石和司马光，朝后看还有李纲、张浚、虞允文、范成大、魏了翁及文天祥等等，其事业功绩无论大小高下，都多少能名垂青史。但若只记得他们，还是不足以反映宋代三百多年间历史的复杂多样性，因为所谓的奸相庸相并不比前者为少，似乎还要多些，其斑斑劣迹同样载于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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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朝后期的丁谓，便是这样一位从勤于政务走向投机弄权，并影响当时朝政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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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江南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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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谓之能登上仕途的顶峰，又呼风唤雨于一时，还要说是生逢其时，换句俗话说就是摊上了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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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丁谓是生活在宋代，而不是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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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早期的夏商周三代之时，政坛几乎是清一色的“世卿世禄”，各级贵族与他们的后裔坐享封地与世袭官爵，钟鸣鼎食，无所堪忧，至于庶民百姓则绝无出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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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降，王朝的政治传统依然是注重出身门第，彼时能够跻身庙堂而执政者，仍不出高门大姓，其子弟未离襁褓已拜官封爵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出身寒门平民者纵然再有才华，也只能附庸于权贵集团。像汉代的才子司马相如之流，整日里围着达官显贵歌功颂德，以博取安身立命之所；东晋时的陶渊明，也因出身低微熬到县令便已到头，无奈之下遂归隐田园，采菊望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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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朝开始，选官制度在科举考试的冲击下才逐渐转变，普通书生初步尝到了学而优则仕的甜头。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平民子弟在门阀世族面前还是有些心虚气短，狭小的科举门径也不足以令士子们尽显风流。如白居易所反映：陈子昂、杜甫仅各授一拾遗，而困顿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官命，穷悴终身；孟郊六十岁，才终试协律郎；张籍到五十岁，尚未离开太祝之位。所谓的拾遗、协律郎以及太祝，都属低下官位。由此可见，这许多震惊当代后世的大才子，科举成功后所获不过如此，而李白与孟浩然更是白衣一生，与仕宦无干。难怪乎白乐天先生发出“彼何人哉？彼何人哉”的不平呼声！其实，唐朝著名文人仕途的坎坷遭遇又何止以上诸位？还有典型者如韩愈科场中举之后，也不能如愿从政，只能沉沦于藩镇幕府多年之后，才曲线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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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世道的迅猛变迁常在令人难以察觉之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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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到宋代，显赫多年的士族门阀已悄然消失，科举遂成为选官入仕的主流。至此，凡学有所成又能通过科考的学子，几乎不问出身都可晋身政界，其佼佼者自是执掌国政。而那些官宦子弟若仅靠门第入仕，大都不过厕身下僚之位，就此几世下来也不免沦为百姓。所谓“富不过三代”，即大致始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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