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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吕夷简算是首次触及尖锐重大的政治冲突，不须多说，他旗帜鲜明地支持王曾对决丁谓，虽然风险不小，但他倒是看清了大势，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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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丁谓遭到贬官流放，一棵靠权势与利益培植起来的大树轰然倒下，树倒猢狲散，大批追随者也被驱逐出朝。朝堂大洗牌的结果，是王曾拜相，与老官僚冯拯并主中书，而吕夷简和鲁宗道也官拜参知政事，成为副宰相。这一年，吕夷简43岁，分明是政坛升起的一颗耀眼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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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夷简进入中书后，最初仍想有一番作为。于是，他支持王曾劝太后将昔年伪造的各种天书随先帝下葬，以绝劳民伤财的荒诞之举再起，由此标志着多年大规模迷信活动的终结。他还劝谏太后奖励忠臣，远离奸邪，匡扶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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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吕夷简奉命与参知政事鲁宗道、枢密副使张士逊主持茶法改革。在当年，茶叶这种产品可不能小觑，围绕其获取的利润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收入之一。但年经日久，实行的专卖茶法僵化不堪，生产者抱怨无利可图，政府的收入也在减少，实在是上下不满意。于是，代理三司使李咨提出以开放通商性的“贴射法”取代专卖性的“榷茶法”。吕夷简与几位主持者一分析，拍案叫好，便支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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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茶法推行后，不仅茶农和普通茶商受益，更增加了朝廷的收入。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新规则剥夺了旧时享有特权的大商人的暴利，自然招致猛烈攻击，与这些人利益密切的官员也先后上奏，一时议论纷纷。问题总会发生，好事也不例外。好歹冲突博弈的结果，通常是互相迁就，不问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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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三年（1025），当新茶法出现一些失误后，朝廷下令叫停，转而采用折中的茶法调和矛盾，同时决定对主持改革的官员给予处罚。张士逊素来私心重，为逃避责任，矢口否认支持过变法。吕夷简倒是坦然，既承认上报数字中存在水分，同时坚持认为改革卓有成效，但最终却不免受到罚俸的处分。由此可见，吕夷简执政初期依旧保留着兴利除弊、勇担责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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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专制时代，人主意志裁决一切的原则，常使公道正义无立足之地，臣子们被迫唯命是从，以至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尤其是摊上太后深居宫廷听政，获取政情的渠道狭窄，亲近者除了外戚成员，就是少数宦官及亲信臣僚，故极易偏听偏信。此时，主宰天下的中年妇道人家刘氏，政治头脑有限，最操心的事莫过于自己的权位及亲属的富贵问题，因此喜用顺从之辈，就此形成令人无奈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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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官场中的潜规则，深深诱惑敲打着每个官员的心灵，以至于许多有抱负的人最终走向堕落。丁谓垮台与其说是由于奸佞不法，毋宁说是与失宠有关。与丁谓一丘之貉的王钦若因极其善于奉迎，“又性倾巧，敢为矫诞”，虽名声败坏，却照样能在天圣二年九月重登首相之位，虽不久亡故，但至死恩宠不衰。天圣初年的其他一些大臣，如枢密使曹利用、枢密副使夏竦和张士逊之流也都是恃恩投机者，即使无建树可言，却并不影响加官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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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复杂状况，执政官单凭热情和认真已无济于事，因为最终的游戏规则由宫闱掌控，并且随意改动。这让人很无奈，或选择出局，或选择适应。当看清了代表朝廷最高利益的人主本来面目后，吕夷简的行为便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影响，他当然不会放弃，他有更大的追求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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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六年，次相张知白病死，首相王曾推荐吕夷简接替，枢密使曹利用则推荐张士逊。要说两位被推选人，优劣本是一目了然，但竞争就是不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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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后召见王相公，表示张士逊官资高于吕夷简，合该提拔。王曾苦心劝谏，指出选择辅臣应首先考虑才能。此时的吕夷简，已深谙朝中内幕：张某虽平庸无能，却是仁宗藩邸旧人，又有太后和曹利用的支持，而自己根基尚浅，不便与其相争。他从长远考虑，只得明智地采取了退让之策。于是，吕夷简主动向太后表示：张枢密是侍奉陛下最久的老臣，且具纯懿之德，还请先予重用。太后当然乐得顺水推舟，就势传诏起用张士逊。不过，吕参政的谦虚退让倒也给太后留下了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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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夷简的这次忍让举动，既是他加深理解官场的反映，也是其政治生涯中权谋的一次重要运用。功夫不负有心人，次年初，曹利用因恃恩骄横与太后发生了矛盾，遭到贬逐。张士逊因与曹某关系密切，主动说情营救，引起太后的恶感，于是一并被贬。机会又一次来临，当王曾再次推荐吕夷简时，“谦恭能让”的吕夷简终于获得了次相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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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斡旋于两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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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原则永远是正确的，但得罪了掌权者也要为此付出代价，首相王曾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此前，太后过生日时，要求在象征天子权威的天安殿接受群臣庆贺，王曾认为不妥，仅在偏殿安排活动，惹得太后不悦。以后，太后姻亲家的过分要求又遭到王相公的裁抑，便进一步加剧了太后的不满。于是，就在吕夷简拜相四个月后，王曾被贬出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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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庙堂上的吕夷简，吸取经验教训，迅速调整了自己的从政方向和方式。也就是说，他剪锋锉刃，韬光养晦，放弃了直言敢谏的特性，转而热衷权术，以明哲保身为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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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之时，仁宗已经成年，具备了亲政的条件，可年逾六旬的刘太后权力欲丝毫未减，继续控制最高权力，这就使得朝堂处于扑朔迷离的微妙境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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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丞相深知太后和天子都是主子，一个属眼下短期的主宰，另一位则是未来长久的君主，自己若太亲近天子，当下就可能下台；而若过分讨好太后，将来肯定会遭到清算。因此，必须拿捏好分寸，与两者都搞好关系。不须多说，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和政治资源，足以调和两宫之间的矛盾，并为自己夯实根基。从有关记载来看，吕夷简在处理与两宫的关系时，可谓绞尽脑汁，费尽了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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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涉及太后利益时，他尽可能地顺从、取悦对方。自刘太后垂帘以来，朝内外一些人为邀宠而投其所好，一位叫方仲弓的人，在宦官的教唆下上书乞请朝廷仿照唐朝武则天故事，为刘氏立宗庙。御史台的长官程琳也向内宫密献《武后临朝图》，暗含劝刘太后效法武则天改朝之意。吕夷简深知此类事必将冒天下之大不韪，故没有支持附和，太后最终也不敢迈出这一步。但他为了赢得太后的信赖，在其他方面则能满足就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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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冬至，又逢太后寿辰。作为唯一宰相的吕夷简，一改王曾的做法，不顾范仲淹等人的激烈反对，与天子率群臣赴天安殿朝贺，满足了太后的虚荣心。另外，对外戚封官加爵以及专横不法之类的事，他也不大管。如太后兄长家一个得宠婢女出入皇宫，收钱替人说情，刑部侍郎赵稹因此被擢为枢密副使，吕夷简对此就睁一眼闭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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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九年，太后的侄子、蔡州团练使刘从德死去，获赠节度使头衔，还追封国公爵位，这本已大大超越规格。但在宫闱的干预下，死者的家属、门客及仆从近八十人又被录用为官，恩泽待遇空前。这的确太过分了，四位御史接连上奏批评败坏规矩。太后闻听大怒，下令将奏章交由宰相处理。吕夷简知道老妇人的厉害，便不问是非将为首的曹修古谪往外地，其余三人也分别加以贬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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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元年（1032），皇宫发生大火。灾后，依照天人感应之说的惯例，官员们可以议论朝政得失。秘书丞刘越等官员乘机上奏要求太后还政天子，吕夷简内心应有同感，却不表态支持。翌年，年迈多病的刘太后拜谒太庙前，表示想穿戴天子的衮冕，参知政事薛奎认为不妥，但吕夷简也不加阻拦，太后遂如愿以偿。从诸如此类事例中，可以窥见吕夷简顺从太后、尽可能回避冲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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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关乎仁宗地位、感情的重大问题上，吕夷简也运用权谋据理力争，从而赢得了天子的感激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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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当今天子的身世也令人同情。刘太后因一直不能生育，没有子嗣成了最大的心病。仁宗是真宗皇帝唯一的血脉，从小却离开了生母，被当时还是皇后的刘氏夺去当儿子养育。但刘太后听政后，多疑猜忌，还是不放心小皇帝，总惧怕他背叛自己。为此她多留了一手，以真宗早夭长子托梦为由，将真宗异母兄弟之子允初养于宫中，一旦仁宗不如其意，可以随时取而代之。这的确对尚未亲政的仁宗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赵允初成人后，吕夷简深感情况不妙，担心发生变故，思前想后，他决定出面解决。在他耐心而坚决的说服下，太后只得放弃原来的打算，传旨令赵允初出宫。此举使得吕夷简一直到死后，仍能深深打动仁宗皇帝，也是他长期获得眷顾的一块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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