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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逊为政与前任大同小异，自然又遭到谏官的抨击。张相公自知无力对付每日排山倒海般的政务，不得不数次上奏请老。至此，吕夷简的精明强干再度引起仁宗的思念。康定元年（1040）五月，张士逊尴尬退休，吕夷简如愿以偿地第三度入为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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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吕夷简61岁，已是炉火纯青的政坛不倒翁，虽然非议不断，却是天子离不开、朝臣也无奈的重臣。若有不识相者，只能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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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任布升任枢密副使。这位朝堂新人才学平庸，但好言事，多次与吕相公发生争议，于是惹恼了这位重臣。为了将对手逐出朝，吕夷简利用任布长子任逊既愚又狂、喜议朝政的特点，以谏官为诱饵，教唆其上书言事。任逊不知其中有诈，立马上书历数执政大臣的不是，并且指责自己的父亲无能。任枢密事先发现了此事，便将奏书藏匿下来。吕丞相便再唆使任逊上书，并揭露其父藏匿奏书之事。于是，任布遭到天子的责问，御史闻讯也上奏弹劾，指出任枢密的低劣，连儿子都看不惯。就这样，任布被贬出朝。可笑的是，其不肖之子还逗留在京师，巴望着谏官到手，却被吕夷简借其他事为由一并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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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夷简城府极深，在他面前对手们一个个败下阵来。而对皇帝，他也经常以权谋应对。宋人笔记有段记载值得一提：他的夫人曾奉命入宫，仁宗皇后对她说：陛下喜食糟“淮白鱼”，因祖宗旧训不许到各地征调美食，所以宫中缺乏此物。吕相公老家在淮河边的寿州，当有此物吧！吕夫人回家后，马上收拾了十笸箩的淮白鱼，准备送进宫。吕夷简得知此事，说送两笸箩即可。夫人不解地问丈夫：这是送给天子的，为何舍不得？他感叹道：皇宫里都没有的东西，人臣家里怎能有如此之多呢！此属小事，却足见吕夷简心机之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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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朋党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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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乃是位极人臣的百官之首，故为官僚们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要想获得这一官职，肯定是难上加难，可要长久保住，亦绝非易事。经过多年的磨炼，吕夷简深知宰相不好当，难做久，帝王从来喜新厌旧，稍不如其意，就随时可能下台。但是人都有需求和弱点，天子也不例外，若这两方面被紧紧抓住，便能造成强烈的依赖感，自然不会轻易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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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丞相熟读史书，看不上也不会做千夫所指的奸相佞臣，那是短视的行为。但为了稳固自己的权位，他要做很多的事情，既要永保治世良臣、忠臣的形象，还要善解君意，体察入微，赢得圣上的欢喜。此外，也要笼络官场人心，包括与宦官搞好关系，有必要的话，牺牲原则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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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吕夷简在大政上恪守成宪，不事更张，既避免了风险，也少了争议。而这样施政的结果，正符合仁宗皇帝的优柔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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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天子，吕夷简始终不敢稍有懈怠，总是竭尽所能以取得信任，重大事项不说，细微之处也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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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庆历初，仁宗因病多日不见朝臣，及至病愈，急召二府大臣入宫。接到诏命后，其他大臣都火速出发，唯独吕夷简却有意拖延时间，缓缓而行。入宫后，他又不顾宦官和臣僚的催促，行走得更加缓慢。当天子不悦地问他何以姗姗来迟时，他答道：陛下久病，中外忧虑，传言纷纷，一旦闻听急召近臣，臣等若急迫奔驰而来，恐怕人心骚动，以为发生意外。仁宗听罢大为感动，认为得宰臣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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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御史台首脑——御史中丞一职一度空缺不授，天子不知其故。某日，有人向仁宗反映：吕夷简想用自己的人，听说已许诺过了。这引起了天子的猜疑。不久，仁宗就质问御史中丞久缺的原因，吕丞相回答说：此职乃言官之首，自宰相而下皆可弹劾，故人选当出自圣意，为臣岂可擅自决定？此事是否真的出自一片真心，值得怀疑，权谋的成分倒可能更大一些，但却确实令仁宗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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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夷简眼里，皇室金枝玉叶们的利益，必须特别照顾，打破常规也在所不惜。按照以往规矩，宗室没有升迁官爵之法，只有遇到稀有大礼的机会，才普遍叙迁一次。景祐初年，仁宗因过度沉溺女色而体弱多病，吕夷简为博得仁宗的高兴，提议超迁宗室位秩，为此增加的俸禄超过旧时的十倍。宫廷、王府乃至于各地的宗子宗亲们，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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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及时了解天子的动向，使自己的举止符合圣意，吕夷简对皇帝身边的家奴——宦官，也广施恩泽。他在初次拜相之日，便利用独掌中书的机会，提高了一批宦官的地位。庆历初，又不顾非议进一步提高宦官的官秩地位。投桃报李，宫廷内管事的宦官自然愿意与吕相公保持密切关系，及时通风报信，他因此获得比其他大臣更多的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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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各级下属、各地的官员们，吕夷简手中掌握着他们最关切的前程路线，只需动张嘴、说句话，便是荣枯两重天。因此，绝大多数官僚都唯其马首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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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夷简费尽心机做了这么多事，特别是许多超常规的事，得归得了，失也失了。因为世上总有一些人认死理，讲原则，不满于现状，他失去的便是这些人的认同。吕丞相在位久了，前后便受到一些指责，甚至强烈的抨击。且不说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清流官员的批评，就使他几度陷于难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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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吕夷简违反常规，率群臣陪着仁宗赴天安殿朝贺太后寿辰的做法，就遭到范仲淹等人的反对，他自知范仲淹有理，只是将其奏疏压下。以后，他支持天子废黜郭皇后的事一发生，再度受到范仲淹的批评。这一次，吕夷简怀着不可告人的私心，绝不允许他人阻挠，于是将范仲淹贬逐出京师，从而引起士林一阵骚动。要说他与范仲淹之间真正的交锋，还是发生在景祐三年（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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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代理开封知府范仲淹给天子上了一道《百官图》，排列官员资序，明确标出合理的升迁顺序，要求对官员升降、大臣进退的事，不宜仅听凭宰相专断。随即又上疏仁宗皇帝，抨击时政积弊，并以历史上权臣乱政之例告诫天子。显然，这些言辞是针对吕丞相的，表达了对专权者的强烈不满，将许多官员的心声呐喊出来。吕夷简对此极为愤怒，他除了在天子面前为自己辩护外，又运用权势寻觅罗织罪状，以打击报复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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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素来直言敢行，无论是品行学识还是为官做事，都无懈可击，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颇有声誉。要给这样的人随意定罪，并不容易。吕夷简最终挑中“朋党”的罪名，指责对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说起来，古代政坛忌讳公开拉党结派，帝王最担心臣子们因此形成集团势力，架空天子，把持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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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范仲淹被贬谪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知州，为他鸣不平和关系密切的余靖、尹洙、欧阳修等多位官员被打为朋党，也先后遭贬。侍御史韩渎还在当权者的指使下，奏请仁宗批准，将有关范仲淹朋党之事张榜朝堂，禁止百官越职上疏议论，使反对派遭到很大的压制。这便是北宋中叶所谓“朋党”之争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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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丁谓之流残酷迫害政敌的做法有别，吕夷简给对手总留有余地，不置人于死地，通常是驱逐到地方任职即可，时过境迁后，还允许回朝，因而也没有结下死敌。对于范仲淹，他以后还在特殊情况下适当加以关照。事情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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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元年（1040），吕夷简第三度复相后，同僚都畏惧其权势，遇事不敢表示异议，只有参知政事宋庠自恃仁宗的“厚遇”，多次与他发生争论。他虽然厌烦宋庠，但忌讳得罪天子，未敢轻易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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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年五月间，身处战火前线的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知州范仲淹，从策略上考虑一度与西夏首领元昊互通书信，又烧过对方夹杂狂妄不逊言辞的来函。此事传到朝廷后，君臣都感到有必要追究。吕夷简略加思索，便想出一个巧妙的主意。他在中书故意对宋参政说：“人臣无外交”，范仲淹怎敢如此行事？宋庠以为吕相公要严惩范某，于是在上朝时请天子斩杀范仲淹。这还了得，本朝祖宗早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遗训，谁敢轻易破坏规矩，自当引起众怒，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枢密副使杜衍一听就坚决表示反对。宋参政以为吕夷简必定支持自己，然而吕相公却不发一言。当仁宗询问吕夷简态度时，他答道：杜衍所言是也，只可轻责而已。处理意见就这样敲定。事情传出后，舆论哗然，都指责宋参政残忍无道。宋庠仓皇失措，有口难辩，终于在一片非议声中黯然离朝。随之，吕夷简又以“朋党”为名，将与宋庠有同年之谊的枢密副使郑戬贬出京城。这可真叫绝，吕夷简既缓和了与范仲淹的矛盾，又打击了政敌，可谓一箭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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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吕夷简，享尽了荣华富贵，也看惯了世间百态，心态逐渐平和了许多。有条野史即反映他的豁达大度：一位叫张球的儒生，大约家境困难，就给吕丞相献了首诗：“近日厨间乏所供，孩儿啼哭饭箩空。母因低语告儿道，爷有新诗上相公。”他读罢该诗，即馈赠儒生百贯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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