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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割据以来，虽曾称藩臣，但占据疆土，坐拥蕃汉民户，蓄甲治兵，窥视内地，朝廷不得不在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严加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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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元昊在位，政刑惨酷，众叛亲离，又与西面土蕃唃厮罗部结怨，此乃天亡之机。臣闻寇不可轻，敌不可纵。一旦党项西与唃厮罗结盟，北与契丹联合，则何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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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元昊势力未强，若乘此集中四路兵马，加上蕃汉弓箭手，可得精兵二十万，三倍于敌，分兵两道，不出一月，可收复横山（即今天陕北的横山山脉，原名白于山，位于今陕西定边、靖边以南，吴旗、志丹、安塞、子长以北）高地。再遣使招抚唃厮罗部，以压迫元昊。然后从河东北部渡河西进，分化其控制的其他部族，削弱其实力。最后以大军出征，元昊只能逃窜为穷寇，何能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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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西夏境地不产五谷，每岁粮秣，取自于洪、宥州（今陕西定边、靖边之间）。而当地羌人骁勇善战，党项恃此以壮声势。我若取得此处，可以横山为界，依高据险，下瞰沙漠，屯兵镇守，拥有天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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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建议却未见回音，大概违背了本朝太宗以来奉行的用兵原则，即宁肯分兵把守，也不愿集中军力，其宗旨是防范将帅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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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虽说是本朝科举文臣出身的大将，且地位颇高，但依当时惯例，只能出任文官主帅的副手，这就是宋仁宗朝“以文驭武”治军原则的产物。他自转为武官身份后，便不能真正独当一面，所以无论是在陕西还是河北，总是只能做副都部署的原因所在。当日他的顶头上司是刚从内地调来的文臣范雍，他的行动必须服从哪怕是没有沙场经验的书生调遣。对此，刘平即使不服，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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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用兵作战原本属于军事将领的专责，武将的角色要求其精于兵略，勇于拼杀，正如同文臣既要通晓文翰，又要擅长行政管理一样。也就是说，文武官员角色分工有别，而这种分工又不能彼此混淆。自古以来，还少见依靠毫无作战经验与军事头脑的文官取得胜利的。战国时代，赵国书生赵括的“纸上谈兵”葬送了四十万大军，即是教训。然而在宋朝就设计出这样的规矩。一切仿佛命中注定，刘平就要栽在这身武官的外衣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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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回到开头的三川口之战。康定元年正月初，元昊遣人向延州知州范雍伪降，素无军事经验的范雍竟轻易相信了对方，他一方面立即向朝廷汇报此事，另一方面便放松了警惕。元昊利用范雍大意之际，亲率十万大军从土门（在今陕西安塞县西北70公里与靖边县交界之处）一路南下，声言进攻延州西北的保安军，却突然袭击并攻陷延州城北面的要塞金明寨，俘虏守将李士彬。这位曾私吞党项降将宝货的李士彬，原是当地部族豪酋，人称“铁壁相公”，手下部众甚多，被朝廷委任为金明寨都巡检使，负责守卫延州北面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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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昊攻破金明寨后，随之兵临延州城下。事发过于突然，因为在西夏军南下之初，范雍命令驻守庆州的刘平与驻扎保安军的石元孙率军急赴土门阻击。眼见党项大军突然袭来，延州城面临危险，范雍惊惧之下又火速派人将刘平、石元孙从前线召回。刘平等人无法自主用兵，只能服从命令返回。当他们冒雪昼夜跋涉，于正月二十二日抵达三川口时，便与西夏主力相遇。从有关记载来看，元昊用兵大胆精妙，常常采取围点打援的灵活战术。这一次，刘平率领的万余步骑便正中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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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强敌，刘平倒是胆气不减当年，依旧敢打敢拼，他指挥军队在河边以偃月阵迎战，屡次打退对方进攻，杀伤党项军数千人。但宋军到底是实力有限，招架不住骑兵连续围攻和密集的弓弩射击，亲自督战的刘平左耳、右颈都被流矢击中。激战两日后，位于后阵的监军宦官黄德和，竟率领部下千余人临阵脱逃，导致军心动摇、阵营溃散。第三日清晨，元昊举鞭指挥大批骑兵四面合击，遂全歼宋军残部，并俘获刘平与石元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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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口之役是宋朝对夏交战后的第一次惨败，损兵过万，又连失两员大将。消息传到开封后，朝堂上一片唏嘘之声。以后该惩治的惩治了，该抚恤的也抚恤了，但天朝上国为何败于一撮西戎之手，却是朝野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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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世宋夏两方支离破碎的文献记载中，后世大致还是能理出个头绪。细究宋军败绩的原因，固然是实力对比悬殊，西夏军不仅兵力占据优势，其战斗力也十分惊人。当年元昊蓄谋反宋，故昼夜打造兵器、训练士卒，组建了一支重装甲骑兵，号“铁鹞子”，行动迅捷，冲锋陷阵，无坚不摧；元昊又是一代枭雄，用兵既大胆又老辣，善于集中力量在运动战中歼灭对手。反观宋朝，虽总兵力超过对方，但在漫长的防线上分兵固守，造成兵力分散；全面防御，使得主动权操于元昊之手，致使处处被动挨打；骑兵数量有限，军队缺乏快速反应和机动性。还要提到的是，此次战役暴露出书生文臣指挥的失误。素昧兵略又无战场经验的范雍指挥无方，临阵便乱了方寸，先是派兵主动远程阻击，接着又撤回防守，全无缜密应对之策，最终将万余部下糊里糊涂送上了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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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口之战后，范雍从吏部侍郎左迁户部侍郎，失去节度使头衔，被调往内地州郡任职，这只能算是对其失职的薄惩，因为主政大臣们也无法在既定的框架下追究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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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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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和石元孙家人在蒙受无比伤痛之后，因朝廷的抚慰、赠典，也就渐趋平和。两家虽身世背景不同，但子弟们倒是因祸得福，在仕途上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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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石家的情况。这位石元孙身世非同一般，他乃是本朝开国第一元勋石守信的孙子，当年若非负责开封城防的石守信积极配合，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也不会顺利“黄袍加身”。因此，本朝创建后石家满门富贵，石守信之子石保吉还做了宋太祖的驸马，官居节度使。真正是一人功成，全家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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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元孙年纪不大便因祖父缘故荫补入仕，一出道就是从八品的东头供奉官。到三川口战前，已官居殿前都虞候、鄜延路副都部署，加观察使衔。这次献身疆场，又为家人带来荫福。当朝廷得知他战死后，即追赠其定难军节度使和隆高的太傅名号，并录用其子孙七人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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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刘家的情形，更是不同一般。刘平之弟刘兼济，早年因兄长让位，获得荫补机会，做了低级武官。刘平出事前，他的官衔才是正九品的左侍禁，差遣为前线的笼竿城（位于今宁夏隆德县）守将。因朝廷抚恤乃兄缘故，特授正八品的内殿崇班，升任原州（今甘肃镇原县）知州。临行前，宋仁宗召见并勉励他说：国忧未除，家仇未报，卿不可不尽力啊！他日后历泾原路钤辖、雄州知州兼河北缘边安抚副使等，官至正六品的西上閤门使，加刺史衔，这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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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刘兼济外，刘平的其余十五位子弟也都得到官职照顾，真是皇恩浩荡。其中刘平次子刘贻孙荫补从武，以后也官居西上閤门使，除长子从文职外，其余五个儿子皆荫补武职，后来大致做了下级至中级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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