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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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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昊反宋后,张亢先后在泾原路、鄜延路、并代路、高阳关等地镇守,时间大约在宝元元年(1038)至庆历七年(1047)期间。任职的地方都是陕西、河东及河北对夏和对辽前线边防重地,其军职由一路统兵官(兵马钤辖、副都部署)到方面将帅(经略安抚招讨使)。与此同时,按照宋代官场叙迁惯例,张亢还先后获得右骐骥使、遥领忠州刺史、西上閤门使、四方馆使、遥领果州团练使、引进使、遥领眉州防御使等武阶官衔。其中引进使为从五品,遥领防御使乃遥郡官第三级,为中上级武官加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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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亢以杰出的军事才能显露于军界,一时颇得一些主政者的倚重,多次被委任应对突发事件或紧张局面。庆历元年那次调任并代钤辖,即是解决麟、府二州困境。到第二年中形势缓和后,适逢辽朝陈兵要挟,又被立即调往河北前线。同年十一月,当宋军大将葛怀敏惨败定川砦(位于今宁夏固原县西北一带)后,一时西北震恐,宋仁宗想派范仲淹镇守渭州和泾原路,以应对局面。范仲淹自感力不从心,遂推荐张亢出任。于是,张亢临危受命,出任泾原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渭州知州。此职实为陕西对夏四路战区之一的统帅,也是张亢毕生担任过的最高官职,可以说走到其从武生涯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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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亢堪称北宋中叶的一代良将,其见识和胆魄为一般文臣出身的将帅所不及,其战场表现又超过许多武官同辈,其事迹可谓足以传世。但张亢却屡遭弹劾、压制,甚至一度身陷囹圄,晚年还颇受非议,仕途坎坷,至死未能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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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亢遭受的第一次重要打击是与公使钱有关。公使钱是朝廷发给地方官的一笔经费,用以应酬宴请、馈赠及交通等等支出,实际上使用范围有一定的模糊性,由官员们支配。庆历二年十一月,张亢就任泾原经略安抚招讨使兼渭州知州时,正是本路宋军惨败不久,人心惶惶。张亢为了弥补公使钱的不足,只得派手下牙吏从事贩运盈利活动,增加经费收入,以犒赏部下,激励斗志。如《宋史》本传所说:张亢轻财好施,凡宴请犒赏,常过于他人,“以此人乐为之用”。这原本属于边将传统做法,以往宋太祖还特别给予边将这方面的特权。不过,由于张亢与上司郑戬意见不合,因此遭到郑戬的报复,告发他滥用公使钱。监察御史梁坚乘机弹劾张亢营私谋利,进一步夸大成贪污罪。因此,次年张亢与另一位情况类似的官员滕宗谅一度被收于邠州(今陕西彬县)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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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知政事范仲淹因深知前线情形和张亢为人,便主动为其担保,指出只要没有私吞盈利所得,就不为罪过,并称自己与另一位统帅韩琦在前线同样用公使钱接济过部属,要求将自己、韩琦与张亢一并治罪。在范仲淹的一再辩护下,张亢虽免牢狱之祸,却仍不免贬官的处分,职务先降为并代州副都部署。数月后,再贬为更低级的钤辖,官衔则由引进使降为四方馆使,时间大约在庆历四年(1044)初。公使钱事件对张亢造成很大的打击和影响,从此仕途坎坷,也成为朝中有争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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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亢遭到的第二次打击与犒赏军人有关。庆历七年九月,重回重镇渭州任职的张亢在犒赏部下时,对苛刻的计算办法加以调整,有意优待军人,陕西转运使(主管民政财经的长官)便控告他擅自改变规定。正是冤家路窄,张亢以前曾指责过无能的夏竦,此时任最高军政官——枢密使,当然不愿放过他,便公报私仇,兴师问罪。不幸的是,昔日与张亢结怨的明镐,此时正任中央最高财政长官——三司使,控告材料肯定也到了明镐的手里。于是,张亢被连贬数级,更从渭州重镇调到内地小郡的磁州(今河北磁县)。时隔一月,御史宋禧大概受到当权者指使,又老话重提,继续弹劾张亢公使钱旧案,使他又遭到贬责,官衔降为空头的右领军卫大将军,出知寿州(今安徽凤台县)。经过这样的贬黜,张亢实际上被赶出军门,失去了带兵之权,远离为之奋斗的前线,成为内地普通地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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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还有讲公道的人。来年七月,新任的陕西转运使上报朝廷说,经过调查发现以往张亢公使钱旧案纯属冤案,并无谋私取利之实,他这才得到平反。有意思的是,朝廷下诏将其右领军卫大将军、果州团练使的身份转为文职性的将作监,将作监是当日朝廷一个闲散部门,挂名长官并不就任,所以张亢被差遣到邻近地方仍任知州。这次恢复文官头衔,在时人眼里显然带有安慰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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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十三年,张亢又几度变换文武身份,但依旧徘徊于地方衙门。他又因荐举官员失当受罚,被调任别州地方官。此事原委大致是:张亢的一位老同学大约有功名出身,却多年无法出头,他出于同情遂举荐其为知县。结果这位旧相识做官出事,张亢便受到牵连。然而,生性仗义的张亢并未介意,那位旧相识以后又来求他接济,张亢不计前嫌,馈赠许多金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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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困顿,张亢才逐渐恢复引进使、果州团练使、眉州防御使的原有武职官衔,改任真定府路副都部署,也就是河北一路防区的副指挥官。任命刚下达,似乎又有人同情,接着再从引进使迁为客省使,这当然还是属于加衔。不幸的是,张亢却患上足疾,无法重返军旅,只得改调到卫州(今河南汲县)、怀州(今河南沁阳)继续做地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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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州近邻黄河,河患频繁,因早年有成功治河的经历,张亢很关注此事。一天,他与邻州官员约定来到交界之处,会商治河事务,直到次日才返回。这本属官员勤政的表现,不料却被上司告发,不知以什么罪名竟将他处分,这位昔日指挥过成千上万军马的将帅,被降为州下管理地方武装的钤辖小官。显然,张亢已成为有“污点”的人,随便什么借口都可以成为被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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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三月,已到暮年的张亢被升迁到河阳(位于今河南孟县以南)部署的军职位置,这比钤辖要高一些,但不及他以往担任过的官职重要。早已心灰意冷的张亢以身体多病请辞。朝廷监察机关的首脑、御史中丞韩绛认为他在怀州等地有过不法行为,也反对加以任用。张亢遂请求恢复文臣身份,上面批复改为秘书监,倒是满足了他的请求,却是个无差遣的虚职。一个多月后,也许又有同情者替他说话,朝廷重新恢复张亢客省使、眉州防御使原官,委派其出任徐州(今江苏徐州)部署。第二年大约九月间,六十三岁的张亢死于徐州部署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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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亢坎坷的经历来看,屡次被贬的理由大多牵强附会,关键的两次贬黜又属报复所致,这便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自然也引起一些人的同情。张亢死后,新任御史中丞王畴向皇帝反映张亢昔日功绩,请求加以褒奖,宋廷乃追赠其观察使的武职加衔。按照宋制规定,观察使在防御使之上,这便算是抚慰了。张亢有五子,但皆不显于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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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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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宋朝有过一些儒将,然而像张亢这样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真正投身军伍,并带兵出没战场者,却并不多见。可比肩者不过有:上官正、景泰、刘平、郭谘等数人,但无疑以张亢事迹最为突出,堪称儒将代表。就张亢从军及仕宦经历来看,却令人感到宋朝对文臣从军角色的期待,与漠视其前途和归宿之间的矛盾,纵是具有良将之才,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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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追溯到宋朝开国以来的根子。唐末五代武夫悍将称雄,兵变不已,宋太祖登基后,遂厉行收兵权。自宋太宗进一步钳制武将以来,猜忌、防范将帅掌权,已成执政集团的共识。清人王船山指出:宋朝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这话当然不无偏激之处,文臣也非都贪生怕死。到了第三代的宋真宗朝,特别是第四代的宋仁宗朝,还逐步实施“以文驭武”的举措,就是中央军事决策归文官大臣,前线作战也由文臣指挥武将。这就对文官士大夫们赋予更大的责任,也形成了对文臣投身军职的某种期许,肩负儒家治国理念和道德标准的文士统军,应当更符合宋朝的长远利益。宋仁宗朝与西夏大规模战争爆发后,由于武臣的精神和素质状态普遍欠佳,将帅乏人,这种要求就更显得紧迫。于是,宋廷鼓励文臣转换武官,可是因为长期文尊武卑氛围的影响,收效不显,主动响应者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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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亢满怀“功名自在马上取”的志向投军,不曾想却置身于矛盾复杂的环境之中。先是,从军久了其身份便与武夫无异,遭到文臣轻视,似乎已是非我族类。其率直的性情,也往往成为讥讽的把柄。有一事可以说明:军卒出身的杨景宗因有外戚背景,官至观察使了,仍横暴无赖,动辄挥棒打人,绰号“杨骨槌”。一天,杨景宗对张亢老兄张奎说:你老弟十分可爱,只是性子粗疏。张奎听罢怏怏不悦,回家后就指责乃弟:你本是士人,服膺名教,不知干了何等事,竟让杨骨槌那般俗人也嫌你粗疏。此外,作为前线将帅竟不能享有足够的自主权,处处受到各种条规的牵制约束,不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无人理睬,甚至一些文官大臣还能随意打击报复。看起来,朝廷虽有用儒将统军的深刻用心,但缺乏有力保障举措,以至于一些官员拘泥常规条令,致使借重儒将的深意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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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到了第五代的宋英宗朝年月,又发生了类似之事。与张亢出身差不多的泾原路副都总管(因避英宗名讳,都部署改名都总管)刘几,在某次军事行动中,遭到渭州代理知州陈述古的无理打击。事后双方都向上面告状,有人遂告发刘几滥用公使钱。朝廷又是下诏审问刘几,并令他到长安接受处罚。御史中丞贾黯颇为清醒,联想到以往张亢的不幸,于是对这一处置做法提出异议:国家任用将帅,当责以御边成效,不应以细小过失随意苛责,当年对待张亢等人已何其失策,如今还要重蹈如此覆辙吗?宋英宗算是采纳贾黯的意见,赦免了刘几,但仍将其调离本地。由此可见,张亢的遭遇还在延续,固然有范仲淹、贾黯等人能体会任用儒将的用意,并理解儒将在前线的处境,然而其呼声毕竟还是太弱,无法改变大多数文官由歧视武臣到漠视儒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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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终于陷入不能自拔的怪圈,既不能信任武夫悍将,放手其指挥用兵,而对于文臣出身的儒将,竟同样无法信赖,最终也不能给予晋身坦途。张亢固然归宿可悲,其实前后又有谁人因此显达?这就不能不引起后世的怀疑:宋朝是否真心重用儒将,又是否真正需要儒将?简单地回答自然是困难的。宋朝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看似与当政者的初衷背离,其实关键依然在于内敛型执政集团对兵权的过分控制,当然也与保守政治下官僚主流意识中的墨守成规有关。岁月流转,南宋时边防更为残破,名士叶适痛心疾首,对开国以来的路线批判道:本朝过分汲取唐末五代兵祸教训,所以定制规矩,“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大力推崇儒术文教,以至于“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这就部分道出以张亢为代表的儒将,其无奈归宿的原因所在。由此,不觉使人想到宋代诗人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念腰中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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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1年初秋的一天,在徐州城里,临终前的张亢是否后悔过选择从军之路,又是否反思过自己儒将角色的意义,还是否流露过壮志未酬的遗憾?这些都已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史实是,张亢不是怀着无比的军功殊荣入土为安,而是带着许多的指责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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