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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威震西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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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线的形势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但战争的残酷性却从未减弱，因为广袤的草原、山区仍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对手，一有机会便会展开绝地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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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熙宁七年（1074）正月间，王韶奉诏赴朝商议未来对付西夏的战略规划，暂时告别了前线。在宫廷内，神宗皇帝再次见到王韶，也再度听到了他的不少高见，此时距上次会面已过了六年多时间，他早脱去一身的书生气，完全是久经沙场的大将风采，谈吐中透出的是成熟的兵机韬略。对这位智勇双全的将帅，天子颇为欣赏，于是特授予资政殿学士的头衔。须知，这一职衔以往仅是卸任的执政大臣才有资格获得。同时，天子又赐给他京城内一座大宅第和许多银绢，以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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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正当王韶踏上返程的途中，景思立战死踏白城的消息传入耳中。事情的原委大致是：朝廷正式设立河州后，以今天青海西宁为中心的吐蕃势力感到威胁，便派大将鬼章出兵协助木征。鬼章是位枭悍的战将，他一面领兵骚扰，一面不断写信挑逗河州守将景思立。景将军不堪忍受，遂贸然率数千军兵出击，结果在踏白城被优势敌军打败，景思立以下许多将士阵亡。还有一种说法是，鬼章来信诈降，景将军率部被诱骗至踏白城后被歼。鬼章得手后，随之指挥大军围攻河州城，万骑呼啸，弓矢齐发，河州几乎成为一座危城，一时相邻各州也大为震惊，纷纷闭关自守，形势万分危急。好在岷州的首领包顺自归顺后，就成为王韶麾下的一员猛将，此时坚定地站在中央一方，率领自己的部属击退了来犯的木征军队。王韶在关中的兴平县（今陕西兴平县）获悉战报后，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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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韶抵达熙州（今甘肃临洮县）后，迅速调集各地军队二万多人，准备展开反击。在会商作战计划时，大多数将领都要求直接增援河州，唯恐这座千辛万苦营建的城池失陷，并引起连锁反应。王韶依然是异常冷静，他分析各种军情形势，又决定实施避实就虚、迂回作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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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战前准备，他率大军从熙州开赴西北方向的定羌城（今甘肃广和县），接着北渡洮河，切断对手通往西夏的道路；再挥师西进至宁河寨（今甘肃和政县），然后分兵南下露骨山，一路歼灭数千敌军，从而横扫河州以东及东北、东南的广大区域，断绝了其外援。如此这般，围攻河州的鬼章与木征联军便不敢继续逗留，只得拔营撤退。王韶乘机集中兵力一路追击，在踏白城以西连续大败敌手，不仅拔除了对方的许多据点，更进一步分兵北上黄河沿岸，并向西扫荡山区，于是将河州四周的部族大都征服。在急风暴雨般用兵的同时，王韶又在新占领的关隘要塞修筑城堡，加大了压迫对手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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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同年四月中，在朝廷强大的攻势之下，吐蕃大首领木征已无计可施，也无路可逃，只得率领手下八十余位酋长来到王韶大军辕门投降。之后，木征被护送到开封，天子对这位强悍的游牧部族领袖极为重视，特赐给皇家姓氏，为其取名赵思忠，授予荣州团练使的官衔，封其母为遂宁郡太夫人，放还他的妻子并封为咸宁郡君，又封赏其家族许多成员官爵，也就是说打算通过赵思忠的号召力，来协助招抚西北吐蕃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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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军事行动的过程实在是瞬息万变，其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当景思立兵败之初，由于吐蕃兵势再度兴起，数千里外的庙堂中便蒙上一派悲观情绪，许多文臣建议干脆放弃熙、河地区，收缩兵力退保原来的防线。天子为此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多次派宦官持诏书赶往西线，指令王韶为了保住熙州，可以持重不战。但王经略使却不为所动，没有采取被动、死守的方式应战，依旧是运用主动灵活的运动战法迎敌，不仅扭转了失利局面，更进一步扩大了战果。因此，当战役结束后，神宗皇帝对王韶给予高度评价，并特意派人给他带去了这样的谕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说，当朝天子的这一表态，恰与先帝们实行阵图、监军一类控制将帅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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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熙宁七年大败吐蕃诸部并招降木征后，王韶在西陲的拓疆活动达到了顶点，熙河路不仅巩固下来，其疆域更向西得到扩张。至此，他也走到了人生的最辉煌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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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王韶是宋代历史上最善用兵、也最具胆魄的文臣统帅，是毋庸置疑的，其军事才能足以与以往历代那些良将相媲美，甚至如杨业、狄青等本朝名将与他相比，也似乎略显失色。王安石曾专门题写《次韵王禹玉平戎庆捷》的诗篇，赞扬了王韶的赫赫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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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河形势压西陲，不觉连营列汉旗。 天子坐筹星两两，将军归佩印累累。 称觞别殿传新曲，衔璧宁王按旧仪。 江汉一篇犹未美，周宣方事伐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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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政治家王安石不吝笔墨，在诗里既写到了西北异常的严峻形势，也写出王韶挥师出征、排兵布阵和凯歌奏捷的非凡事迹，最后表彰了他为朝廷宣威西陲的巨大贡献，并将此与周宣王时代讨伐淮夷的战绩相类比。真是大将荣归，身佩累累印信，令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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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错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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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政坛讲究论功行赏，但凡睿智明君大都遵循。熙宁七年的年底，王韶奉诏调入京师，出任枢密副使，也就是国家最高军政机关枢密院的副首脑，这当然属于论功行赏原则的体现。在本朝历史上，以军功出身背景攀升至执政大臣的情况并不多见，此前只有狄青等有限的几位。除此之外，王韶还拥有礼部侍郎兼观文殿学士的显赫头衔，这些在外人眼里，确是春风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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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从上书议论边事到此为止，前后不过七年的时间，王韶便从一名离职小官跻身将相之列，将原本排在前头的众多朝臣远远甩在了身后，可说是步入了其从政的顶峰。这一年，他大约45岁，仍是大有可为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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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韶步入枢密院之初，因为一身的辉煌战绩，还是深得皇帝的眷顾，他办公的衙署虽与皇宫有数百米之遥，但他感觉与天子的距离仿佛近在咫尺。来年的四月上旬，他加封开国侯爵位，祖上三代也获得追封官爵的荣耀。仅仅十余天后，他又获得封妻荫子的好处，其母被宣召进宫，受到九五之尊的接见，老人家当时就被册封为嘉泰郡夫人，他的两个儿子也得到加官的赏赐，连他的儿媳、弟媳与侄媳几位女眷都因此沾光，每人获得一顶金冠及一袭彩缎披风，真是皇恩浩荡，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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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风光无限背后往往隐藏着阴云密布。要说升迁显达的结果，未必皆是喜事，要看位置是否合适，要看环境氛围及人际关系如何，若有一个环节出了差池的话，当事人就会遭遇麻烦，面临尴尬以至于倒霉的结局。遗憾的是，王韶这位擅长用兵打仗的军事家进入枢密院后，就发现朝堂绝对不同于战场，自己的聪明才智很难派上用场，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困惑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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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本朝庙堂上养成的风气是，体现一位大臣才能和价值的主要标志，是理论学养的高低，讨论国事要引经据典，还得保持风度，所谓“坐而论道”。因此，一个实干家，尤其是军事实干家，通常便受到歧视。当然，谙熟官场门道也至关重要，要能妥当处理上下关系，不仅要赢得帝王的欢心，同时还要善于与同僚交往，该让步时要忍让，该角力时也不能手软，长袖善舞、拉帮结派、纵横捭阖、尔虞我诈之类的手段，一样都不能少，即使是专责军政的枢密院长官也不能超脱免俗。可在这些方面，王韶显然缺乏历练，骤然从军令如山的营门踏入错综复杂的朝堂，政治风浪权力旋涡此起彼伏，都令他目不暇接。可以说，他是一位纵横驰骋疆场的杰出战地统帅，而不是一位满腹经纶、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于是角色出现错位，高明的军事家沦为笨拙的政治实习生，一段时间后他头顶的光环自然渐渐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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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韶能取得战场上的巨大成功，与神宗皇帝的信任分不开，他之所以出任枢密副使，也是因为天子对其战绩的欣赏，这是以用兵收益为轴形成的交换关系。一旦这种纽带断裂，他便难逃失宠的结果。遗憾的是，王韶入朝后就失去独立用兵的机会，因为庙堂远离战场，而重大军事决策由天子与中书和枢密院的诸位大臣会商，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他说多了，易招致他人的猜忌，说少了或说偏了，也会引起君臣的不满，特别是几位文臣出身的顶头上司多少都对他有些压制，遂令他的才华难以显示，就此逐渐疏远了与天庭的关系。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自己与王安石之间也产生了距离，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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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王韶与王安石的关系，原本一向正常，王韶在西部的拓边行动，就长期得到王丞相的鼎力支持。在王安石看来，这种拓疆活动符合国家的战略利益，也是自己的一个夙愿，故彼此在这一点上理念吻合。因而，以往每当朝中有人非议王韶时，他都坚决予以回击，又说服并打消皇帝的疑虑。就王韶受到诽谤的事，王相公曾在天子面前鸣过不平：如今王韶不过以二三分心力经营边事，却要耗费七八分精力防备他人的陷害。王韶先后三次被指控有贪污嫌疑，也都是在王安石的辩驳下洗去冤屈，王丞相当日甚至不惜以辞职来为他担保。正因为如此，王韶才能无后顾之忧，全力投身于前线，天子也才能长期对他毫无芥蒂之心，赋予全面用兵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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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朝之前，王韶对王安石一直满怀信任，当时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说明这种信任的程度：熙宁七年四月中，王安石主动辞职。王韶在西陲得知消息后，深为自己的前途忧虑。此时还有人散布谣言，称朝廷将要废除熙河路，将他调回秦州。王韶闻听愈加忧虑困惑，不免心灰意冷，即使天子屡降诏书安慰，也不能打消他的顾虑。在此情况下，神宗只得请卸任的王安石给王经略使写信，借助特殊的信赖关系加以劝慰。正是因为得到故相的书信，王韶才继续安心从事军务活动。但必须承认，他们俩的关系到底是建立在开拓西北的相近志向上，其实并没有多少深入的私交。不巧的是，当王韶进入枢府时，王安石已罢相离朝半年多，这使他失去了最初讨教与深交的机会，仅仅维持着以往的公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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