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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六旬的宋祁,已是疾病缠身,到底是都城的医疗条件要好于地方,他遂请求到京城治病。天子降诏恩准小宋回朝,拜他为翰林学士承旨,也就是首席翰林学士,并特许他在宫廷值班期间,可以带一个儿子陪在身边服侍,真是皇恩浩荡。无奈他有心无力,身体难以胜任持久的值宿辛劳,只得改任群牧使,最后一次与二府大门擦肩而过。群牧司是管理全国马匹的机关,小宋作为长官不必亲自过问各地的马儿起居,可以安心休养。但天不假年,他在这个最后的岗位上仅数月就溘然长逝,时年63岁。一代文坛巨擘就此消失,这一年正是仁宗嘉祐六年(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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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九年前的皇祐三年(1052)三月间,因为侄子染上越国夫人门客伪造官方委任状的案子,宋庠被言官们弹劾罢相。此后,他在洛阳、许州(今河南许昌市)及河阳(今河南孟县)等地的地方官位置徘徊,他素来作风严谨,生活无可挑剔,就此过了六年多的清闲日子。嘉祐三年(1058),他奉诏入朝,62岁年纪上又被二度任命为枢密使,并获封莒国公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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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年事已高,官位显赫却不揽权,他主管全国军政,但对国防建设少有作为,一句话便是维持现状,因此引起一些朝臣的不满。宋庠又与枢密副使程戡关系不和,大概是副职看不起正职的昏老无为,冲突的结果是程枢密被迫离职,不过大宋也遭到御史们的弹劾,罪名是昏聩懒散,他只得再次上奏请辞。此后,他身披使相的优渥头衔到地方衙门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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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在郑州养闲期间,小宋病死于京城的家中。噩耗传来,当哥的自然伤感不已。宋祁临终前给天子留下了遗奏,乞求一直没有子嗣的陛下选择宗室填补东宫空缺。小宋还亲笔为自己写下墓志铭,为子孙留下《治戒》的遗训,要求十四个儿子在自己死后不必为流俗所扰,三日内装殓,三月后下葬,棺材用杂木即可,勿用金铜贵重物件陪葬;墓冢高三尺就行,上植五株柏树,不设石翁仲之类;不得向朝廷申请谥号,不接受朝廷赠典。最后告诫道:唯两个儿子幼小,可托付给大伯,只要大伯在,就不会成为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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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悉这些情况,大宋自愧不如,回想到当年占据兄弟的状元头衔,再回顾这许多年妨碍兄弟的仕途,他更感到歉疚。能做的和能补偿的,只在那两个无知的小侄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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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三年(1066),有福的宋庠也死于病榻,享年69岁。朝廷追赠太尉兼侍中的隆高官衔,定谥号为元献,新天子英宗皇帝还亲自为其墓碑撰写了“忠规德范之碑”几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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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斩不断的兄弟情绵延于九泉之下,彼此的瑜亮结也已随着斯人的亡故烟消云散,唯有曾经发生在两人身上的故事,不时从尘封的故纸堆中伸出头角,诉说着那一段曲曲折折的往事,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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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庸将张耆与杨崇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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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高级武将,要说身份显赫者倒也不少,可要论过得既富贵又安逸者,却不见得很多。因为将帅的天职所系,一旦上了战场,风险无时不在,平日里也免不了政坛的角斗牵扯,要想轻松舒心还真不容易。于是乎,没有超凡的本事或特殊的背景,是难以踏入军界的高层,更享受不了好日子的。北宋中叶承平之时,张耆、杨崇勋却是有过好光景的两位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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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张耆(原名张旻),自己也没想到日后能够发迹。他出生在开封城,家世不详,大概属于寻常人家的子弟。不知何故,他在11岁时被选入韩王元休的王府,成为贴身服务的僮仆,或可称为小厮。元休是太宗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当初不过是个藩王,但太宗先后钦定的继承人:长子楚王元佐、次子许王元僖,一个先因神经错乱被废,一个后又突然暴死,元休这才有机会接替了皇储之位,改名“元侃”。至道元年(995)八月,元侃正式做了皇太子,再更名为“恒”。两年多后,太宗驾崩,太子赵恒即位,是为真宗皇帝。这一下,张耆算是投对了主子,从王府的小厮跟班摇身为天子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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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耆除了服侍过太子,当日还为太子做过一件特殊的事情。真宗还在东宫时,曾对身边人感叹说:听说蜀中女子又漂亮又有才,何日能有一个就好了!主子一句话,下面的人自然心领神会,不久便将年方十五岁的蜀姬刘氏引入东宫。正是“寡人有疾”,太子对年轻美艳的新人备加宠爱,刘氏也是“乐不思蜀”。不曾想,此事被太子乳母报告给父皇。在太宗皇帝的干预下,赵恒不得不同意将刘氏放出东宫,但因舍不得抛弃佳人,便让亲随张耆把刘氏带入他家,暂时保护起来。谨小慎微的张耆安排好刘氏的食宿后,为了避免太子多疑,就再也不敢回到家里。真宗登基后,刘氏被接入宫中,以后再晋身为皇后。有了这样一段机缘,张耆又与刘皇后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可谓内外双保险,就此官运亨通,以至于终生享尽了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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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宋朝官制的规矩,张耆授的是武职官,虽然他从未有过明显的战功,也不懂兵略,却并不影响升迁。景德元年(1004),宋与辽朝休战,签订澶渊之盟,此时距宋真宗登基帝位只有七年时间,张耆已从一个低级武官升至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加授观察使衔,成为禁军高级将领。此后,由于有天子和皇后的关照,他再升迁为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需要说的是,北宋时期军方有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三大统军机构,张耆做了马军副都指挥使,便是其中一大统率机构的副统帅,地位不可谓不高。可他这位大员除了会精心服侍帝王,并不擅长带兵。一次,他因处置选用士卒的事情不当,引起部下不满,几乎引发兵变,真宗只得将他调任枢密副使。枢密院是最高军事决策机关,权力比禁军统率机构更为重要,他出任副首脑一职,其实是受到重用。以后很可能是因为能力欠缺的缘故,天子只好安排他到地方衙门养闲,不过却给他加授节度使与平章政事的优渥官衔,即所谓“使相”。须知使相是宋朝官场上地位最为显赫的官衔,俸禄比宰相还要高,有了这样的待遇,张耆正落得过舒服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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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兴元年(1022),年幼的仁宗即位,刘皇后成了大权在握的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刘老太太到底是妇道人家,国家大事操心的不多,为自家事考虑的却不少,但凡亲属和亲近的人都要照顾,老熟人张耆自然不例外。为了报答张耆早年的供养之恩,时隔三年多,刘太后便将张耆提拔为枢密使,让他做了最高军事首脑,附加给的官衔也是一个比一个高,包括邓国公的高爵。另外,还在开封城内为其建造了一座庞大的府宅,内中竟有多达七百余间的房屋。然而,张耆这样一个凭借攀附关系登上军界高位的将帅,既无足可称道的战功可言,又对国防无任何建树,只会坐享厚禄,在中枢充当木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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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耆发达后,曾奏请刘太后恩准,在府邸设宴招待诸位大臣。白日席间,场面之奢华、菜肴之丰盛自不必说,到了晚上还不尽兴,又撑起彩绸帷幔遮挡周遭,高燃红烛,恰如白昼一般,再令美女劝酒,如此殷勤不休。时间久了,来客都惊讶夜色何以不尽,等到撤去帷幔,已是次日晚间。这当然是撑脸的事,意在炫耀显贵,还有表露自己与太后关系特殊的意思。但据《宋史》本传记载,他虽然富甲一方,生性其实极为吝啬,尤其是对自己家人。他在家中竟设置店铺,家人、奴婢所需日用百货,都要在自家的店里购买,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还懂得一些医术,所以又亲自为府内人员切脉看病,并出售药材,所谓“欲钱不出也”。如此做派,也难怪遭到士人的耻笑,宰相王曾便公然当着太后的面轻蔑地称呼张耆为“一赤脚健儿”,即是将他视为一介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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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后,张耆才离开枢密院,以护国军节度使的身份出判许州(今河南许昌),之后历任六州长官,改封徐国公。最终,张耆在“安佚富盛逾四十年”之后寿终正寝。张耆死后,朝廷特赠以太师兼侍中的高官,但礼官们没有忘记给他选定了略含贬义的谥号“荣僖”。像张耆这样一个庸人,坐镇枢密院多年,在今人眼里真是匪夷所思,在专制王朝时代倒不稀奇,因为当年的同类者还大有人在,比如杨崇勋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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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勋出身军人世家,早年与张耆一样,都在东宫追随过做太子时的真宗,故两人算是老相识、老伙伴。但他与张耆还是有所不同,他当年干的是卫士的事,不如张耆更贴近主子,另外与刘皇后也没有特殊关系,故升迁不如张耆那般神速。但不管怎么说,杨崇勋还是要比大多数人幸运,在真宗称帝后逐渐受到重用,短短十余年间便官至客省使兼领群牧使,加授防御使衔,也算高级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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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勋较张耆心眼多,大约更急功近利些,故敢做些阴险投机的勾当。真宗晚年多病,时常神志不清,此时宰相寇准与枢密使丁谓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丁谓背后有刘皇后支持,这就为投机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风云变幻之际,杨崇勋迅速做出选择,站在了分量更重的丁谓和刘皇后一边。他密告寇准与宦官谋划拥立太子称帝,也就是图谋政变,为整垮寇准提供了口实,从而获取得势者的赏识,并得到超授观察使官衔的犒赏。仁宗初年,刘太后当权,杨崇勋自然受到提拔,历仕殿前都虞候、殿前都指挥使等重要军职,跻身禁军主要统帅行列,并获得节度使头衔,先后在河北等地坐镇统军。就此而言,杨崇勋虽然与张耆都属于攀附上来的人,亦没有什么军功,但品行更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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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元年(1032),杨崇勋出任枢密使。说起来,他之所以也能与张耆一样担当此要职,还在于刘太后的提携。据说,刘太后对已经成年的仁宗皇帝说:先帝最信任杨崇勋,称道他“可任大事”,于是遂有这一升迁任命。真宗是否说过此话不得而知,很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但依旧垂帘听政的老人家金口一开,谁敢不听?然而,杨崇勋除了曾在协助刘太后打击政敌寇准的活动中有过突出表现外,从其以往的经历上看不出有什么“可任大事”的记录,以后直至其死去,也未有什么惊人的业绩。倒是他喜好中伤他人的毛病相当有名,他经常利用私下入奏的机会揭发人之长短,故令人畏惧,令人生厌,因此偶尔也会遭遇点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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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杨崇勋任禁军大帅时,一次雨后应召赴中书议事,他满不在乎穿着带泥的靴子就要登堂,还是那位宰相王曾一瞧其举动,便不客气地阻止他继续向前,更不按常礼让座。想必杨崇勋颇为尴尬,只得在堂下汇报,然后悻悻退出。翌日,王丞相立即上奏弹劾他无礼。但王曾还算宽厚,理解武夫生性粗鲁,“不知朝廷之仪”,所以随之又入宫请求释免其罪。不过物以类聚,也有个别大臣眼见他与宫闱关系过从甚密,主动与他交往,昏老的宰臣张士逊便是一位。一日,朝廷举行一项隆重的礼仪活动,张士逊竟糊涂地跑到杨崇勋家园子里喝酒,一个是宰相,一个是枢密使,宾主俩一时将大事抛到脑后,直喝到中午还没散去,这下惹来麻烦。事后,御史弹劾他们醉酒误事,有失体统,他俩当即遭到罢官处分。此时,刘太后已死,杨崇勋失去靠山,被打发到地方衙门,不过他同样也拿到使相的丰厚待遇,不影响过养尊处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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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当辽朝以武力要挟宋朝增加岁币时,他主动请缨,遂被朝廷选为大将出镇河北要地定州(今河北定州)。但他上任后,昏老无能,惹得上下不满,所以不久又被调回内地。再往后,他因为受到不肖之子贪污罪行的牵连,才被勒令退休。庆历五年(1045),年老的杨崇勋病死,朝廷考虑其生前的地位,依照规矩特赠给太尉官衔,谥号则为“恭毅”,稍好于张耆。当日,史家在记述其死事时,没有忘记将其脾性及生前的一件趣事告诉后世:“性贪鄙”,曾役使属下士兵为自己打造“木偶戏人”,然后把这些木偶涂抹成红白两色,运往京师市场出售获利。真是贪心的本性难改,连大臣体面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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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叶出的张耆、杨崇勋,乃一时军界头面大人物,高居禁军大帅、军政首脑之职,却是十足的庸将,一生既无突出军功可言,也无任何政治建树可提,加之品行低劣,终为当世人所诟病。宋代史家王称为他俩写传时只能无奈地说:“耆、崇勋材质庸下,致位将相,盖出幸会云。”而元人修史时则毫不客气地讽刺道:“奋阘茸,位将相,皆骄侈贪吝,恃私恩,违清议,君子所不取也。”但两人却皆因为有宫廷的特殊背景,坐拥权贵,不必过多费心公务,也无须操心物议,实实在在享受过富贵安逸的日子,家族后裔也沾光不少。才能使然乎?机缘使然乎?时势使然乎?后世自有清晰的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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