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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六旬的宋祁，已是疾病缠身，到底是都城的医疗条件要好于地方，他遂请求到京城治病。天子降诏恩准小宋回朝，拜他为翰林学士承旨，也就是首席翰林学士，并特许他在宫廷值班期间，可以带一个儿子陪在身边服侍，真是皇恩浩荡。无奈他有心无力，身体难以胜任持久的值宿辛劳，只得改任群牧使，最后一次与二府大门擦肩而过。群牧司是管理全国马匹的机关，小宋作为长官不必亲自过问各地的马儿起居，可以安心休养。但天不假年，他在这个最后的岗位上仅数月就溘然长逝，时年63岁。一代文坛巨擘就此消失，这一年正是仁宗嘉祐六年（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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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九年前的皇祐三年（1052）三月间，因为侄子染上越国夫人门客伪造官方委任状的案子，宋庠被言官们弹劾罢相。此后，他在洛阳、许州（今河南许昌市）及河阳（今河南孟县）等地的地方官位置徘徊，他素来作风严谨，生活无可挑剔，就此过了六年多的清闲日子。嘉祐三年（1058），他奉诏入朝，62岁年纪上又被二度任命为枢密使，并获封莒国公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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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年事已高，官位显赫却不揽权，他主管全国军政，但对国防建设少有作为，一句话便是维持现状，因此引起一些朝臣的不满。宋庠又与枢密副使程戡关系不和，大概是副职看不起正职的昏老无为，冲突的结果是程枢密被迫离职，不过大宋也遭到御史们的弹劾，罪名是昏聩懒散，他只得再次上奏请辞。此后，他身披使相的优渥头衔到地方衙门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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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在郑州养闲期间，小宋病死于京城的家中。噩耗传来，当哥的自然伤感不已。宋祁临终前给天子留下了遗奏，乞求一直没有子嗣的陛下选择宗室填补东宫空缺。小宋还亲笔为自己写下墓志铭，为子孙留下《治戒》的遗训，要求十四个儿子在自己死后不必为流俗所扰，三日内装殓，三月后下葬，棺材用杂木即可，勿用金铜贵重物件陪葬；墓冢高三尺就行，上植五株柏树，不设石翁仲之类；不得向朝廷申请谥号，不接受朝廷赠典。最后告诫道：唯两个儿子幼小，可托付给大伯，只要大伯在，就不会成为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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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悉这些情况，大宋自愧不如，回想到当年占据兄弟的状元头衔，再回顾这许多年妨碍兄弟的仕途，他更感到歉疚。能做的和能补偿的，只在那两个无知的小侄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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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三年（1066），有福的宋庠也死于病榻，享年69岁。朝廷追赠太尉兼侍中的隆高官衔，定谥号为元献，新天子英宗皇帝还亲自为其墓碑撰写了“忠规德范之碑”几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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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斩不断的兄弟情绵延于九泉之下，彼此的瑜亮结也已随着斯人的亡故烟消云散，唯有曾经发生在两人身上的故事，不时从尘封的故纸堆中伸出头角，诉说着那一段曲曲折折的往事，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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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庸将张耆与杨崇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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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高级武将，要说身份显赫者倒也不少，可要论过得既富贵又安逸者，却不见得很多。因为将帅的天职所系，一旦上了战场，风险无时不在，平日里也免不了政坛的角斗牵扯，要想轻松舒心还真不容易。于是乎，没有超凡的本事或特殊的背景，是难以踏入军界的高层，更享受不了好日子的。北宋中叶承平之时，张耆、杨崇勋却是有过好光景的两位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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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张耆（原名张旻），自己也没想到日后能够发迹。他出生在开封城，家世不详，大概属于寻常人家的子弟。不知何故，他在11岁时被选入韩王元休的王府，成为贴身服务的僮仆，或可称为小厮。元休是太宗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当初不过是个藩王，但太宗先后钦定的继承人：长子楚王元佐、次子许王元僖，一个先因神经错乱被废，一个后又突然暴死，元休这才有机会接替了皇储之位，改名“元侃”。至道元年（995）八月，元侃正式做了皇太子，再更名为“恒”。两年多后，太宗驾崩，太子赵恒即位，是为真宗皇帝。这一下，张耆算是投对了主子，从王府的小厮跟班摇身为天子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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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耆除了服侍过太子，当日还为太子做过一件特殊的事情。真宗还在东宫时，曾对身边人感叹说：听说蜀中女子又漂亮又有才，何日能有一个就好了！主子一句话，下面的人自然心领神会，不久便将年方十五岁的蜀姬刘氏引入东宫。正是“寡人有疾”，太子对年轻美艳的新人备加宠爱，刘氏也是“乐不思蜀”。不曾想，此事被太子乳母报告给父皇。在太宗皇帝的干预下，赵恒不得不同意将刘氏放出东宫，但因舍不得抛弃佳人，便让亲随张耆把刘氏带入他家，暂时保护起来。谨小慎微的张耆安排好刘氏的食宿后，为了避免太子多疑，就再也不敢回到家里。真宗登基后，刘氏被接入宫中，以后再晋身为皇后。有了这样一段机缘，张耆又与刘皇后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可谓内外双保险，就此官运亨通，以至于终生享尽了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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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宋朝官制的规矩，张耆授的是武职官，虽然他从未有过明显的战功，也不懂兵略，却并不影响升迁。景德元年（1004），宋与辽朝休战，签订澶渊之盟，此时距宋真宗登基帝位只有七年时间，张耆已从一个低级武官升至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加授观察使衔，成为禁军高级将领。此后，由于有天子和皇后的关照，他再升迁为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需要说的是，北宋时期军方有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三大统军机构，张耆做了马军副都指挥使，便是其中一大统率机构的副统帅，地位不可谓不高。可他这位大员除了会精心服侍帝王，并不擅长带兵。一次，他因处置选用士卒的事情不当，引起部下不满，几乎引发兵变，真宗只得将他调任枢密副使。枢密院是最高军事决策机关，权力比禁军统率机构更为重要，他出任副首脑一职，其实是受到重用。以后很可能是因为能力欠缺的缘故，天子只好安排他到地方衙门养闲，不过却给他加授节度使与平章政事的优渥官衔，即所谓“使相”。须知使相是宋朝官场上地位最为显赫的官衔，俸禄比宰相还要高，有了这样的待遇，张耆正落得过舒服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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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兴元年（1022），年幼的仁宗即位，刘皇后成了大权在握的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刘老太太到底是妇道人家，国家大事操心的不多，为自家事考虑的却不少，但凡亲属和亲近的人都要照顾，老熟人张耆自然不例外。为了报答张耆早年的供养之恩，时隔三年多，刘太后便将张耆提拔为枢密使，让他做了最高军事首脑，附加给的官衔也是一个比一个高，包括邓国公的高爵。另外，还在开封城内为其建造了一座庞大的府宅，内中竟有多达七百余间的房屋。然而，张耆这样一个凭借攀附关系登上军界高位的将帅，既无足可称道的战功可言，又对国防无任何建树，只会坐享厚禄，在中枢充当木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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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耆发达后，曾奏请刘太后恩准，在府邸设宴招待诸位大臣。白日席间，场面之奢华、菜肴之丰盛自不必说，到了晚上还不尽兴，又撑起彩绸帷幔遮挡周遭，高燃红烛，恰如白昼一般，再令美女劝酒，如此殷勤不休。时间久了，来客都惊讶夜色何以不尽，等到撤去帷幔，已是次日晚间。这当然是撑脸的事，意在炫耀显贵，还有表露自己与太后关系特殊的意思。但据《宋史》本传记载，他虽然富甲一方，生性其实极为吝啬，尤其是对自己家人。他在家中竟设置店铺，家人、奴婢所需日用百货，都要在自家的店里购买，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还懂得一些医术，所以又亲自为府内人员切脉看病，并出售药材，所谓“欲钱不出也”。如此做派，也难怪遭到士人的耻笑，宰相王曾便公然当着太后的面轻蔑地称呼张耆为“一赤脚健儿”，即是将他视为一介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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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后，张耆才离开枢密院，以护国军节度使的身份出判许州（今河南许昌），之后历任六州长官，改封徐国公。最终，张耆在“安佚富盛逾四十年”之后寿终正寝。张耆死后，朝廷特赠以太师兼侍中的高官，但礼官们没有忘记给他选定了略含贬义的谥号“荣僖”。像张耆这样一个庸人，坐镇枢密院多年，在今人眼里真是匪夷所思，在专制王朝时代倒不稀奇，因为当年的同类者还大有人在，比如杨崇勋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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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勋出身军人世家，早年与张耆一样，都在东宫追随过做太子时的真宗，故两人算是老相识、老伙伴。但他与张耆还是有所不同，他当年干的是卫士的事，不如张耆更贴近主子，另外与刘皇后也没有特殊关系，故升迁不如张耆那般神速。但不管怎么说，杨崇勋还是要比大多数人幸运，在真宗称帝后逐渐受到重用，短短十余年间便官至客省使兼领群牧使，加授防御使衔，也算高级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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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勋较张耆心眼多，大约更急功近利些，故敢做些阴险投机的勾当。真宗晚年多病，时常神志不清，此时宰相寇准与枢密使丁谓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丁谓背后有刘皇后支持，这就为投机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风云变幻之际，杨崇勋迅速做出选择，站在了分量更重的丁谓和刘皇后一边。他密告寇准与宦官谋划拥立太子称帝，也就是图谋政变，为整垮寇准提供了口实，从而获取得势者的赏识，并得到超授观察使官衔的犒赏。仁宗初年，刘太后当权，杨崇勋自然受到提拔，历仕殿前都虞候、殿前都指挥使等重要军职，跻身禁军主要统帅行列，并获得节度使头衔，先后在河北等地坐镇统军。就此而言，杨崇勋虽然与张耆都属于攀附上来的人，亦没有什么军功，但品行更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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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元年（1032），杨崇勋出任枢密使。说起来，他之所以也能与张耆一样担当此要职，还在于刘太后的提携。据说，刘太后对已经成年的仁宗皇帝说：先帝最信任杨崇勋，称道他“可任大事”，于是遂有这一升迁任命。真宗是否说过此话不得而知，很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但依旧垂帘听政的老人家金口一开，谁敢不听？然而，杨崇勋除了曾在协助刘太后打击政敌寇准的活动中有过突出表现外，从其以往的经历上看不出有什么“可任大事”的记录，以后直至其死去，也未有什么惊人的业绩。倒是他喜好中伤他人的毛病相当有名，他经常利用私下入奏的机会揭发人之长短，故令人畏惧，令人生厌，因此偶尔也会遭遇点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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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杨崇勋任禁军大帅时，一次雨后应召赴中书议事，他满不在乎穿着带泥的靴子就要登堂，还是那位宰相王曾一瞧其举动，便不客气地阻止他继续向前，更不按常礼让座。想必杨崇勋颇为尴尬，只得在堂下汇报，然后悻悻退出。翌日，王丞相立即上奏弹劾他无礼。但王曾还算宽厚，理解武夫生性粗鲁，“不知朝廷之仪”，所以随之又入宫请求释免其罪。不过物以类聚，也有个别大臣眼见他与宫闱关系过从甚密，主动与他交往，昏老的宰臣张士逊便是一位。一日，朝廷举行一项隆重的礼仪活动，张士逊竟糊涂地跑到杨崇勋家园子里喝酒，一个是宰相，一个是枢密使，宾主俩一时将大事抛到脑后，直喝到中午还没散去，这下惹来麻烦。事后，御史弹劾他们醉酒误事，有失体统，他俩当即遭到罢官处分。此时，刘太后已死，杨崇勋失去靠山，被打发到地方衙门，不过他同样也拿到使相的丰厚待遇，不影响过养尊处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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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当辽朝以武力要挟宋朝增加岁币时，他主动请缨，遂被朝廷选为大将出镇河北要地定州（今河北定州）。但他上任后，昏老无能，惹得上下不满，所以不久又被调回内地。再往后，他因为受到不肖之子贪污罪行的牵连，才被勒令退休。庆历五年（1045），年老的杨崇勋病死，朝廷考虑其生前的地位，依照规矩特赠给太尉官衔，谥号则为“恭毅”，稍好于张耆。当日，史家在记述其死事时，没有忘记将其脾性及生前的一件趣事告诉后世：“性贪鄙”，曾役使属下士兵为自己打造“木偶戏人”，然后把这些木偶涂抹成红白两色，运往京师市场出售获利。真是贪心的本性难改，连大臣体面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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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叶出的张耆、杨崇勋，乃一时军界头面大人物，高居禁军大帅、军政首脑之职，却是十足的庸将，一生既无突出军功可言，也无任何政治建树可提，加之品行低劣，终为当世人所诟病。宋代史家王称为他俩写传时只能无奈地说：“耆、崇勋材质庸下，致位将相，盖出幸会云。”而元人修史时则毫不客气地讽刺道：“奋阘茸，位将相，皆骄侈贪吝，恃私恩，违清议，君子所不取也。”但两人却皆因为有宫廷的特殊背景，坐拥权贵，不必过多费心公务，也无须操心物议，实实在在享受过富贵安逸的日子，家族后裔也沾光不少。才能使然乎？机缘使然乎？时势使然乎？后世自有清晰的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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