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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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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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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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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侠：《王安石变法》（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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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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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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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傅海波、［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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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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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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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宋代军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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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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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宛如一条流淌的大河，下游宽阔浩渺，上游狭窄曲折，若要一直往上追溯，便越发感觉到河道的细小。及至源头，往往发现几同游丝，甚或变得模糊不清了。所以古人对华夏大地上最重要的一条大河——黄河的源流，就争论不休，多有歧义。小国的历史如此，泱泱大国的历史也差不多这般。由此看来，越古老的距离今天越遥远，也就越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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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对历史的了解，凭借的主要是地上的文献记载与地下的出土文物。于是乎历史研究便不能不遵循严谨考证与分析的学术路径，尤其是自上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引入国门后，史学领域日益强调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性，近三十年来更是流派迭出，范式屡变，并形成某种特定的表达语汇与写作格式。必须看到，因此产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不仅澄清、破解了很多困惑已久的具体史实，而且揭示出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内在规律，大大超越了前人的认识。就此而言，历史学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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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得看到，如今学人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也愈来愈学究气了，其中一些研究著作还不免流露出刻板生硬的面目，令人望而生畏，这便日渐远离社会大众，几乎成为“象牙宝塔”中的僵硬标本。正如友人刘复生教授所说：“有时令专业人士读起来也头痛，难怪有人责怪‘历史’常常被‘遗忘’了。”（见《从历史大拐角处走来的文武群像》，《美文》2010年第6期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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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随着整体社会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各阶层对历史读物的需求与日俱增，读者不仅需要了解历史发生、演进的过程，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也有了想要感悟过往人们心灵活动轨迹的诉求。毕竟红尘滚滚千年不绝，世道人心与人间纷扰自古有之，不过是换了场景罢了。青年毛泽东谙熟王朝兴亡，放眼滔滔东逝的湘江，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呐喊；而更多的人关注生活本身，有意在稗官野史、诗赋小说乃至于旧戏间寻觅前代的百味人生，或在传世的杯盘俎豆中揣摩昔日的生存状态，希冀达到“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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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与生活压力日趋紧张的时代，历史学除了学术研究之外，的确需要更直接地关照现实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以满足民众“阅读”的需要。早些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之受欢迎，正说明这一点。近年来，大量各种历史题材的读物蜂起，也反映了社会需求的旺盛。专家学者应该也能够一展灵动的文笔，继承我国古已有之的历史叙述传统，写作可读性强的历史读物，因为这是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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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笔者在研究之余，一直抱有写作散文的爱好，曾有一些文字发表。三年前，承蒙《美文》杂志社穆涛先生的热忱邀约，在该刊上开设“宋朝士林讲坛说”栏目，翻检史籍，用心下笔，陆续发表了有关北宋人物的系列历史散文，受到读者的喜爱，也得到学界友人的好评。前年暑期，因偶然机会结识人民出版社的贺畅女士，她阅读部分文章后建议结集出版。去年冬天，清华大学的老友仲伟民兄不仅热情向三联书店推荐拙作，并介绍认识了该社的曾诚先生，彼此碰面可谓一见如故，于是便有了本书的付梓问世。在此对以上各位的支持关照，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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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多年的朋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刘复生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李治安教授和王晓欣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贾二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孙家洲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辛德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彭卫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罗家祥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李华瑞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姜锡东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苗书梅教授以及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曹家齐教授等学者，都读过拙文，并给予鼓励和撰文评论，深情厚谊，令人难忘，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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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提到西北大学的许多同事、友人也读过拙文，多有勉励，他们自始至终给笔者莫大的支持，这也是自己坚持写作本系列散文的重要动力之一。在此，因人数众多，无法一一道出大名，但对于他们的厚爱特别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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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近人说：“煮豆燃萁谁管得，莫将成败论英雄。”（柳亚子《题太平天国战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沁园春·雪》）不同心境，有不同的感怀，阅读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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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夏于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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