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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者，稻田电影工作室的王小棣导演认为，在大学教书的龙应台是位好老师，她会影响许多学生；作为文人的龙应台也能胜任“社会的朋友”，她会影响民众。这些角色在王看来，都比当局长、部长更有价值；而当官，很可能令龙应台的人生减分；但，这是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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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个人，对于朋友眼中“天真的高中女生”、“初入文坛只有单纯的正义感而对政治的认识为零”、“至今不懂政治”的龙应台而言，这压力或张力会将她扭成何种形状，又会将她引向何处？底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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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前龙应台在“立法院”接受民进党“立委”段宜康的质询，被称“厚脸皮”“马团队中最耀眼的花瓶”，被穷追猛打要她对国民党在白色恐怖时期的罪孽表态。龙应台拨了一下讲台上的话筒拂袖而去，徒留一个颤抖的话筒在台上，几分钟后，她又重新站回到备询席上。这段视频被广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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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告诉我，之所以拒绝回答，是因为反对表态文化，这有悖于她一贯坚持的宽容原则。“宽容是说，在你认为对的事情里，也要留一点空间给别人，不能拿着你的对去压迫别人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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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拜访了“外省二代”、在台湾政坛表现特异、口碑不错的段宜康“立委”。（以下为段宜康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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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在当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我在台北市当议员，我跟她有一些冲突。我对她的观察是这样：她其实不适合当行政官员啦，她适合写文章。因为她对行政事务没有耐心，她喜欢的是包装得很漂亮的东西，我们讲的“放烟火”，就是能让她有所表现的活动。许多文化事务是长期的、打底子的工作，虽然她有很强的光环，大家对她有很高的期待，可惜都没有做好。比方讲，许多年来，台北都没有一个能代表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她跟大部分人一样，做的是硬体（硬件），然后委托经营，这是最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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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她上任“文化部长”，我观察的结果与12年前仍然一样，她缺乏去做文化深层奠基的能力。台湾最大的问题出在教育，不是指专才教育，是指培养观众。我们从小的教育都有标准答案，它指向唯一正确。这样环境里成长的人，很难真正尊重别人的审美、尊重别人的主张跟我不一样，尊重别人支持国民党，这是台湾文化和民主最欠缺的部分。看起来很多元，版本可以有许多，但答案依然只有一个。蓝看绿，看支持阿扁，就觉得没有水准，就是糟糕的；民进党看国民党，就是要出卖台湾。没有这回事嘛，为什么要搞到水火不容？搞演出，搞文创园区，搞艺文补助，这不是“文化部”。“文化部”如果有存在的必要，就是要去养育那个多元，它的根源在教育，这是很吃力的事情——推动全社会，学会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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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前的段宜康彬彬有礼，谈吐不俗，与镜头前那个咄咄逼人、有失尊重的段委员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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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立委”的高金素梅告诉我，当她初次以“立委”身份进“立法院”，看到电视拍不到的部分，也是愕然：啊，台上骂来骂去，原来台下是可以握手的。甚至，罗世宏续上：等下一起去喝酒。“立委”（民意代表）多半是镜头前的表演动物，如今的台湾人已经见怪不怪。龙应台说，每次她站在那里备询，都要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这不是真的，这只是表演，不要被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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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注意到，段宜康和龙应台在很多理念上是一致或相近的。如果他们只是文化部同仁，也许会合作愉快。是什么，令他们“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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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访者异口同声：政治，已沦为某种游戏的民主政治。狂飙如李敖者，甚至告诉我：民主是假的！言论自由是假的！只是这两个字，太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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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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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那年，龙应台就想过：将来要做一个不需要向别人敬礼的工作。在进入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之后，她一度仍不按规则出牌，多有“突围”之举。譬如，她曾拒绝为配合马市长剪彩办美展、搞演出，此举虽也得到市长支持，但长此以往别具一格，市长也要承受来自整部机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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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圈中人说，因为文人气质和率真性格，龙应台常有随兴之举，有些人却“不爱看她那个调调”。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她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纪念馆馆长叶博文先生就曾将与龙应台的“冲突”写在一本书里。市长时期的马英九对龙应台的“礼让三分”，也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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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龙局长雀跃着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16个小时，自述“整天顶着头盔上战场”。王小棣曾见她伏在市政府大门边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一问，正要出门，有些事还没想好，想到就写下来。王小棣对我说，当年文建会的工作是相当粗糙的，而龙应台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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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台北市文化局2003年编写的《东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龙局长的事迹：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驻市艺术家高行健、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她还推动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铸九教授与我见面的紫藤庐，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伟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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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棣对龙做事的韧性印象深刻：在拍摄与《大江大海》有关的一部纪录片时，龙跟着叙述者踩着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码头，穿着平底鞋，跑了将近半小时，当时她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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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龙应台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而理直气壮，是1986年《野火集》横空出世时的动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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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铸九说，有过“不那么愉快”的局长经验，如今的龙应台已“不那么简单”，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斩钉截铁强硬，什么时候该动用柔软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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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说，龙应台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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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第一天，龙应台走了16个“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谈两个人童年都待过的乡下新竹，很快又去拜访各部各会。“这些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政府机构里，每一个部会都是本位主义的，对于其他部会在做什么是没有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样。如果想让社会进步，一定要合作。”龙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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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我看到她与“交通部长”毛治国、艺大校长朱宗庆站在一起，站在火车站起舞的学生中间。我听到她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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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就任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设想是“让文化从村落做起”。她想知道，台东县达仁乡、南投县中寮乡等收入最低乡镇的孩子，跟台北市信义区的同龄孩子，能否享有同等的文化权？这个命题来自她的早年经历，当年她到台北念书，发现同学听的音乐、谈的话题、见的事情，她通通不知。但缩小贫富差距这件事不是“文化部”能独立完成的，要跟“教育部”“经济部”合作，才能让以下这些行动不浮于表面：云门舞集到乡下庙前的广场上演出，画家、作家下到偏乡中小学去交流，装满书的文化列车开到苗栗乡下人家的门前去播种，乡下孩子到台北的博物馆来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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