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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四个星期，我发现还没办，于是把承办人找来，板着脸问“为什么”。那是个大学刚毕业、十分腼腆、讲话娇滴滴的科员，她轻声说：“局长，不是您自己教我们的吗？‘公共艺术’的‘公共’，必须来自艺术家的创作，而艺术家的创作还要经过一个和市民互动，得到市民响应、接受的过程。您不是说，过程比艺术品本身还重要。那面墙，尽管只是画上一点影子，也是公共艺术的范畴，就应该经过那个创作和互动的过程。局长说画什么，就画什么上去，可能违背了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我觉得不太妥。”她说得那么好，我的“文人的灵感和兴之所至”马上停。现在我也时时提醒自己，把握好权力的分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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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对个人来说要求蛮高的，会不会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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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蛮简单的，因为背后那个价值、原则是一致的。只是检验原先你说的、写的，和现在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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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文化局到“文化部”，人员从一百多到两千多，这部机器你拖得动吗？还有政党轮替带来的弊端。我留意到您说“要知道地雷在哪里”，这摸雷排雷，是不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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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难度不在于机器的大跟小，而在于它的新跟旧。13年前草创台北文化局时，我是从零开始，它很新。第一天上班只有我一个人，我自己扫地。然后我找第一个人进来，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慢慢才有136人。但现在创建的“文化部”，是把四个早就存在多年的老部会“拼”起来。这些部会的人有多年形成的工作习惯和理念，很可能跟一个新的“文化部”的核心理念有蛮大差距，所以我们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内部的共识建立——这是件不容易的工程。目前的文化部，像个庞大的博士班，每天在研读、讨论、辩论、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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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地雷”，是个蛮大的压力，我也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政治思维、筹谋算计，本不是我擅长的。但政治里有许多是属于沟通、平衡的艺术，是不得不去做的。你必须完成那些协调、算计，才能争取到一点做事的空间。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成仕，因为要穿过满地荆棘，在地雷阵中跳芭蕾舞，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耐心和甘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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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以我对官场有限的了解，一个人的上下常会带动一批人的上下，每位官员背后都有一队“他的人”。你现在有用“旧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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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官场自有一套规则，它有一个节节上升的谱系。跟对了一个人，也许一群人就腾达了。我当然是例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是来“升”官的，说好当一任，就是一任。我没有“仕途”，所以愿意跟我的人，大概不是为了“升官”而来。这回有四位当年文化局的“老同志”归队，跟我进了“文化部”，是跟我同进退的机要，如果明天我不干了，他们明天也就打包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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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们为什么愿意追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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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除了理念，没有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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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而且在“文化部”工作薪水也不高。听说您的收入是在大学教书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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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四分之一。原来除了在大学教书，还有版税、稿费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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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您处于封笔状态，是特意为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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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是。因为我觉得球员不宜兼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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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政和写文章，哪个更能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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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写书是细水长流，从政是剑及履及。香港的社会运动家来告诉我：他之所以会参与社会运动，是因为读了我的书。也有人告诉我：他当了港府的官，在努力推动古迹保存，是因为读了我的书。小小文章，可以带出两个实践者，力量不能说不大。但从政的效果是直接的。如果我是一个艺术评论家，写一百篇文章呼吁台湾成立一个艺术银行以开拓年轻艺术家的国际市场，可能无人理睬。身为部长，只要批一个“可”字，艺术银行就成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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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写字的人都体会过那种苦中有乐。推动一件事做成，或者令社会向前走了小小一步，有相似的快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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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一样。文字写成之后，像《目送》《大江大海》，它们永远是我的。但从政就要做好准备被彻底遗忘。13年前我在台北做的事情，譬如将很多废弃颓倒的古迹修复成原状，然后转化成美术馆、画廊、音乐厅、艺术电影院——有谁会记得？那些大小成绩，不属于我，最后总是Gone with the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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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四年您到底能做什么，心里有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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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有啊，我很清楚。但现在还不能说。许多事，可做，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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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看台湾的民主，基本上是习自西方，它真的适用于台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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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民主本来就不是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西方的民主之间，差距也非常大。在对伊拉克、对中东的问题上，美国总统嘴里说出的话，在欧洲的知识分子听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任何地方的民主，没有一个可以脱离它的土壤。鸟衔来种子，落在不同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必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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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南橘北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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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对。所以，那个“民主本来应该怎样，这一个怎么跟那一个不同”的假设，我觉得是错的。台湾的泥土跟大陆相近，所以台湾的民主实践——它做得好的，或者还比较糟糕的部分，对大陆而言，都比欧美的民主更有关切。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民主政治鼓励自下而上的力量，鼓励参与，而不是相反。比方城市中心有一块很大的废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那么长官说派什么用场它就派什么用场。在民主政治里头，比较可能发生的是，由城市里的人、草根，经过讨论辩论来决定这块地的用途，那会比较符合人的情感和共同记忆。在参与型的政治体制里，历史教科书里的内容也不是长官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不会定于一尊；想把“二二八”从民众记忆里抹去，这不行。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就是因为民主制度有这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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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大陆人总在电视里看台湾“立法院”里上演闹剧，漫骂、丢鞋子、打架，还有“大选”前的子弹，也许会说：请用文明说服我，民主真的是可以陪我们走一段的“最不坏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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