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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一样。文字写成之后，像《目送》《大江大海》，它们永远是我的。但从政就要做好准备被彻底遗忘。13年前我在台北做的事情，譬如将很多废弃颓倒的古迹修复成原状，然后转化成美术馆、画廊、音乐厅、艺术电影院——有谁会记得？那些大小成绩，不属于我，最后总是Gone with the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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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四年您到底能做什么，心里有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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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有啊，我很清楚。但现在还不能说。许多事，可做，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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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看台湾的民主，基本上是习自西方，它真的适用于台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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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民主本来就不是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西方的民主之间，差距也非常大。在对伊拉克、对中东的问题上，美国总统嘴里说出的话，在欧洲的知识分子听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任何地方的民主，没有一个可以脱离它的土壤。鸟衔来种子，落在不同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必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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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南橘北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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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对。所以，那个“民主本来应该怎样，这一个怎么跟那一个不同”的假设，我觉得是错的。台湾的泥土跟大陆相近，所以台湾的民主实践——它做得好的，或者还比较糟糕的部分，对大陆而言，都比欧美的民主更有关切。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民主政治鼓励自下而上的力量，鼓励参与，而不是相反。比方城市中心有一块很大的废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那么长官说派什么用场它就派什么用场。在民主政治里头，比较可能发生的是，由城市里的人、草根，经过讨论辩论来决定这块地的用途，那会比较符合人的情感和共同记忆。在参与型的政治体制里，历史教科书里的内容也不是长官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不会定于一尊；想把“二二八”从民众记忆里抹去，这不行。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就是因为民主制度有这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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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大陆人总在电视里看台湾“立法院”里上演闹剧，漫骂、丢鞋子、打架，还有“大选”前的子弹，也许会说：请用文明说服我，民主真的是可以陪我们走一段的“最不坏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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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台湾现在是有一个危险，民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是在降低。2000年政党轮替，人民是抱有较高的期待，以为民主会带来一个不同的台湾，然后陈水扁让大家失望。到了2008年，民众又有一个期待。到现在，大家对政治好像淡漠了、心灰意冷了。回想台湾自80年代走过的路，我觉得不是民主错了，而是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对于民主的认知理解太浪漫太简单，有一种期待错置。我们都把民主当成一个现成的果实，以为摘下来就能尝到甜美，没想到是酸的。我们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认识到民主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摔跤再站起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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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民主确实有用，比如说“立法院”的存在。虽然它给了我们行政部门极大的压力，我常常觉得虚耗的时间太多——花七分的时间去耗，只为赚到三分的时间安静处理政务。但我仍要说：如果没有立法院的监督，行政部门的滥权或怠惰是一定的。今天公务员对编写预算都战战兢兢，每一分钱的去处都要交待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有立法院这个“找碴部队”在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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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在对它自己的民主制度也有非常多的检讨。我们常常会搞混，检讨跟否定它、不要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所遭遇的挫折，是这个制度不好，还是人没做好或者做得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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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近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专访，您讲到美国民主做得比台湾好，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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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他们毕竟有两百年的经验。他们的选民比我们的成熟，尤其是他们的媒体比我们的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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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有一段“剥洋葱”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一开始，以为集权体制就是问题核心所在，把这最外层剥掉以后，看到里头还有一层：行政体系的颟顸、贪腐、无效；把这一层剥掉，发现里头还有东西：一个社会少了政治的控制，会变成由商业、由金钱利益来控制；把这层再剥掉，又会发现，从前义正辞严的反对党、抗议政府的英雄们，都变成了可怕的动物。你打倒了一个“敌人”，马上就出现一个新的“敌人”。到最后，如果反省能力够强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就是洋葱的一部分。我猜，你是想说，身在其中，个人其实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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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是无能为力，而是我想，我们过去都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但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本身的“正义”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于实践，实践在于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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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主制度成本很高，也会带来流弊，比如说鼓励短线操作。那还有什么可供选择？最理想是开明专制，就是有一个英明得不得了的政策制定者带领大家前进，一做15年、20年，能做一些扎根的、长远的规划。这看起来很理想，可是万一这个决策者做了坏的计划，如何收拾？没办法，退而求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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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怎么处理长线和短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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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长线的，多半是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许多大工程——表演厅、大剧院、音乐厅等等，有建到一半的，也有地方政府正在极力申请的。这些是看得见的形象。但我比较关切的是：建一个5000席位的剧院，请问欣赏人口的培养怎么做？小学的基础艺术教育做到什么程度？将来的营运是什么模式，什么队伍？表演团队的深耕培养有什么具体计划？这些看不见的长期耕耘，才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但专业的、长期的考虑跟县市地方势力的诉求、政绩之间存在矛盾，这是我面临的压力之一。我尽量维持专业的、长期的思维，虽然在民主体制里，这极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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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样吧，做一些长期的、播种子的工作，做一些形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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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避免我过早“阵亡”是吧？在政治里头，是需要适当放些烟花，以便换取到一点时间和空间，去做下水道的工程。烟花后面也一定要有深谋远虑，它不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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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说说身在官场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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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常常需要面对琐碎的对个人的误解、诋毁和诬蔑。一方面，重大问题等着你每时每刻去思考、去谨慎决策；另一方面，“立委”会指责你穿球鞋进“立法院”，报上会登你吃盒饭、坐电梯之类的事情，很多还是假的。这有点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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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会留恋官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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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应该说，我经过一次测验了。13年前我交出官印、离开文化局以后，再也没有进过台北市政府。记得最后一天清晨，司机照常来接我上班，我请他把一辆折叠脚踏车放在后备厢里带去。移交完官印，告别完同事，我已不是官，所以不用座车和司机，骑着脚踏车离开市政府，没想到十几位同仁也骑着脚踏车来送我，一路送我到宿舍。三个月之后，交出官舍。好朋友南方朔曾经很温情地警告我说，应台，通常握有权力人从位子上下来都会不适应，许多人还会大病一场，你要小心。我哈哈大笑，心想这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后来证明，辞官对我而言，是人生大快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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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但人们也好奇，80年代龙应台批评国民党，90年代批评李登辉，新千年批评陈水扁，独独没有批评过马英九。这里面是否有诸葛亮对刘备的一份人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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