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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是无能为力，而是我想，我们过去都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但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本身的“正义”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于实践，实践在于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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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主制度成本很高，也会带来流弊，比如说鼓励短线操作。那还有什么可供选择？最理想是开明专制，就是有一个英明得不得了的政策制定者带领大家前进，一做15年、20年，能做一些扎根的、长远的规划。这看起来很理想，可是万一这个决策者做了坏的计划，如何收拾？没办法，退而求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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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怎么处理长线和短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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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长线的，多半是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许多大工程——表演厅、大剧院、音乐厅等等，有建到一半的，也有地方政府正在极力申请的。这些是看得见的形象。但我比较关切的是：建一个5000席位的剧院，请问欣赏人口的培养怎么做？小学的基础艺术教育做到什么程度？将来的营运是什么模式，什么队伍？表演团队的深耕培养有什么具体计划？这些看不见的长期耕耘，才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但专业的、长期的考虑跟县市地方势力的诉求、政绩之间存在矛盾，这是我面临的压力之一。我尽量维持专业的、长期的思维，虽然在民主体制里，这极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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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样吧，做一些长期的、播种子的工作，做一些形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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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避免我过早“阵亡”是吧？在政治里头，是需要适当放些烟花，以便换取到一点时间和空间，去做下水道的工程。烟花后面也一定要有深谋远虑，它不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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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说说身在官场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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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常常需要面对琐碎的对个人的误解、诋毁和诬蔑。一方面，重大问题等着你每时每刻去思考、去谨慎决策；另一方面，“立委”会指责你穿球鞋进“立法院”，报上会登你吃盒饭、坐电梯之类的事情，很多还是假的。这有点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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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会留恋官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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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应该说，我经过一次测验了。13年前我交出官印、离开文化局以后，再也没有进过台北市政府。记得最后一天清晨，司机照常来接我上班，我请他把一辆折叠脚踏车放在后备厢里带去。移交完官印，告别完同事，我已不是官，所以不用座车和司机，骑着脚踏车离开市政府，没想到十几位同仁也骑着脚踏车来送我，一路送我到宿舍。三个月之后，交出官舍。好朋友南方朔曾经很温情地警告我说，应台，通常握有权力人从位子上下来都会不适应，许多人还会大病一场，你要小心。我哈哈大笑，心想这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后来证明，辞官对我而言，是人生大快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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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但人们也好奇，80年代龙应台批评国民党，90年代批评李登辉，新千年批评陈水扁，独独没有批评过马英九。这里面是否有诸葛亮对刘备的一份人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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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应该不是“人情”。主要是，我曾经与他“并肩作战”过，如果我利用曾经跟他同一个团队所得到特别多的别人没有的知识和资讯来扮演批评家，我觉得有失公平，甚至不很道德。当然这也不是一个铁的原则，如果有一天他的作为超过了某个度，跟我另一个更高的原则相抵触，那我可能会放下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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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大陆有位很棒的作家查建英，为《纽约客》写过前文化部长王蒙，写他身在体制中的矛盾和纠结，题目是《国家的仆人》。您会从文化出发，最后却被政治绑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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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体制有根本的差别。在台湾，社会、文化界，以及我自己，给“文化部”的基本定义就是，它是最高的文化决策机构，独立行使职权，它不为政治服务，而对全民负责。如果你有留意，马英九在今年5月21日为文化部揭牌致辞时，亲口说，“文化不为政治服务，让政治为文化服务”。在那个时刻由他亲口说出那句话，是经过深思的，是一个一锤定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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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套用您书里的一段话：人应该去看、去观察自己身处的那个大的集体的走向，是不是您要的方向。想一想自己是否变成这个大集体之中一个盲目的东西（牺牲品），进而思考个人的位置。您对您现在所处的这个集体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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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我还在这里，表明我还在努力。我身体里有儒家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位子上一天就会尽一天的职分，扮演一个“肝脑涂地”的苦工。可我骨子里还是文人，我身体里同时存在虚无和怀疑。舞台上，镁光灯下，我再怎样微笑、活跃、进退，我心里有个东西是冷到极点、空到极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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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安德烈那本书里，您写道：只有经受了权力考验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当权力在手，腐蚀你的机会多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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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呵，不多吧。腐蚀我的机会很少，催我走的机会比较多。你如果熟悉我的作品，就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我绝对不会腐败，因为我知道那里有一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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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卸任之后会做什么？在北大，您说找个情人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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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会去旅行，只是还没找到旅行的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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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两个儿子长得那么英俊，跟他们走在一起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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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就觉得上天待你很厚。他们爱你，虽然爱的方式很不一样。生下菲利普的时候我38岁，是高龄妈妈，有一天在医院里被召集去开体重超过4千克新生儿的会，到那里一看，天哪，我像祖母一样！那里都是20多岁的妈妈。我哺乳整整两年。我觉得，和民主一样，爱也在于实践，在于生活的细节。因为曾经做过蓬头垢面、把屎把尿的妈妈，所以现在说爱，爱母亲也好，爱孩子、爱朋友、爱台湾也好，我是有底气的、扎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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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台北、高雄写于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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