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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怎么看90年代以后知识界流行的两个新词：犬儒（从前多说酸儒、腐儒）和弥赛亚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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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一个前现代的、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和人民尤其需要弥赛亚——先知——救世主，而自命精英的人尤其愿意、梦想以纯洁的胸怀贡献一个弥赛亚，带着真理和光明。许多可能的弥赛亚失去了或正在失去光环之后，还有伟大和敬仰在，比如切·格瓦拉。一个人之子，却要使命神圣；一大批人之子，等着膜拜神圣；一组神圣，要接受、眷顾、求援、帮助，满足人众，这是弥赛亚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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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常常看到这样的轨迹：先把一个人神化，事隔多年发现他非神，最后将他妖魔化。而弥赛亚主们，常常不自觉地被背后的强力推着，欲罢不能，大言欺世。可我最怕大言。积我的人生经验：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皆不可信，许诺万应灵丹者皆不可信，认定可毕其功于一役者，皆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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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感慨，一个人如果因为追求神圣使命被枪决了，大家都来赞美他。如果他认认真真、稳稳当当在走路，有些观众就会说：他是在轧马路吗？为什么他缺少高难、激情动作？简直是偷工减料、虚与委蛇！进而，就会有人说他太聪明、求私利了。我有时候想，观众是不是有点嗜血的倾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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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觉得知识分子的主要社会责任是什么？还有，他们说了什么，真管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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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这个问题的说法，因时因地因国因人而异，想制造唯一的答案的人，有点廉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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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过去，一切生活资料都是有领导地被生产和分配着的，一个人没有办法想象不在体制内生存。今天，好像有一部分人可以不在体制内讨生活，他们被认为更可能发出“独立”的声音。您觉得这种“人身不依附”是否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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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相对的真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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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引过甘阳的话：在美国，精英真精，老百姓真傻；在中国，老百姓不傻，精英真傻。您怎么理解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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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这话当然不是绝对的。在中国，精英中也不乏有智慧的人。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中国比较大，人又多，情况比较复杂，没有一种精英理论可以参透并且包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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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说到精英的思想资源来自何处。不外乎两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来，从外来文化中来。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魅力，也暴露出许多弱点，比如说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从前痛骂传统文化的，一种以美国为圭臬，一种是向苏联看齐，都显出某些杀气。但中国既不是美国，也不是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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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鲁迅都痛骂过传统文化。胡适有许多想法，既不讨国民党的好，共产党也不喜欢。我还有印象，当共产党大获全胜之时，提出的和平条件是惩治战争罪犯，这个名单里本来没有胡适，新华社就发表了一个专文，提出应该把胡适列进去。而现在呢，胡适又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领路人，成了人中之神。这些事啊，颠过来倒过去，都带有一种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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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主义到了中国，都与它在原来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中国天机》里有一个很大胆的论断——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掌握了群众会变成物质的力量，会摧枯拉朽把旧的、阶级的社会及其生产方式全部推翻，马克思预见到了自己理论的力量；我在中国体会到的是另一种情况，群众掌握了理论，不会太顾及理论本身，这是我的一个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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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有了物质——组织、军队、党、群众、自己的知识分子，这些物质的利益——阶级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就高于一切，理论对他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这可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深刻理解的。所以，怀抱理论就以为可以指点天下的精英们就显得有点儿傻了。比如，生活在旧社会条件下，他搞空想社会主义，生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他搞空想资本主义—90年代我看《中国青年报》上有一个观点，挺赞同，他说这世上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也有乌托邦的民主主义或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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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人会说，中国现在局部地区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那些后现代的理论拿过来套用也是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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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正像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如果中国有资本主义的苗头或病变，那也是中国特色的，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那个《资本论》的资本主义不一定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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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姓“资”姓“社”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争论过，但是那一轮辩论中双方所持理论的绝对性带来的恰恰是理论的尴尬。曾经有位民主党派的老同志对我说：咱们的理论是不是太豪华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理论好像又没法解释正在发生的现实，有些事情是“不争论”地做了，需不需要给个说法呢？最后坐下来商量出一个美好的词——和谐，然后老祖宗那些和为贵、和而不同、和气生财，都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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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你说的“还（资本主义）”，中国传统社会本不太重视商业，但在经历一个复杂的现代化的过程之后，出现了商业的繁荣，著名的像徽商、晋商、鄂商还有江浙上海一带的商人。可是呢，这些商业中最好的那部分东西现在没有了，像童叟无欺，像一诺千金——从前山西平遥的钱庄，重视对储户的承诺，为保护储户的利益是不惜代价的——只剩下无耻的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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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些缺乏理论功底只是来自于经验的说法：在中国，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相容，各种文化的互相斗，最后取得胜利的是“无文化”，是愚昧。在中国，经常上演的是“右”否定“左”的那一套理论包括意识形态，“左”反过来运用行政的手段遏制、取缔、扫除右所主张的那一套如普世价值等等。“文革”中有个词叫“横扫”，你把我扫了，我把你扫了，最后胜利的是赤裸裸的贪欲、讹诈——眼面前的，比如雷政富那个不雅视频的事。传统封建社会不会出这个事，真正的共产党也不允许出现这个事，起码出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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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知识分子清谈也好，投枪匕首也好，也是为了追求好的政治和好的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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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中国从理论上是提倡和谐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是早就有的，可是我们看看历史，哪个朝代能算仁政、算和谐、算太平盛世？不是绝对没有，少。史家说，汉代“文景之治”有仁政的意思，有无为而治的意思。这里头也有一个帝王的认识：古代很好，老百姓见闻很少，有车有船，但用不着——生活挺好的，要车船干吗？有路有桥，可上路过桥干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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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北岛说他们那一代人的特点是“我不相信”，您说50年代的青年恰恰是“我们相信”。但您还有一句写在书里了：“我们的错误是轻信而不是不信。”是不是得把这两段联起来，才是您比较全面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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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其实不信也是一种相信，相信自己的不信，自己的不信也不信，那反而会相信一些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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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阿城、查建英写他们父亲的文字里，在朱永嘉还有许多人的回忆里，都提到一个现象，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那一代人对自己年轻时的信仰（包括这种信仰中的漏洞）、对所托付的这个组织（包括组织犯下的错），都表现得无怨无悔；而这种情感，下一代人很难理解：他们是不是在“假装相信”——如果转而“不信”，不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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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我当然理解（他们）。搞成个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没有啥深刻与真理性可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麻烦，也有一代人的使命与建树。我出生于1934年，拿1934年与2013年相比较，你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你实际上相信什么，实际上不信什么，难道还有什么要故弄玄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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