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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对话:知识分子要超越政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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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对于您来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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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有一次在河南,卢展工,河南省委书记,说话挺有特点的,他说:“冯骥才,怎么每年我听你观点都是两会期间?”我就笑了。因为两会时批评的声音可以传出去,平常传不了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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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这届,我在政协应该待了35年,等于做了半辈子全国委员。我觉得它有几个好处,一,确实让你眼界开阔了。个人跟社会总是一个点上的接触,两千多个全国委员聚在一块儿,就有了一个更大的面。第二个,它让你的眼睛比较关注现实。文人脑子里想象的东西比较多,但常常脱离实际,政协里有很多搞经济学的,你跟他们聊天,全是数字,讲的都很实际,经济学家从来不只谈自己的理想。另外,它强化了你的责任感。曾经有个牛津大学的博士生问我,责任感会不会扼制艺术创造力,我说,责任是一种社会良心、文化良心,说到底它是一种爱。还有就是,你的声音可以让最高层听见。比如说建立国家文化遗产日、传统节日放假,比如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等等,很多提案被采纳都是在两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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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政协刚开会的时候,我说政协是一个批评的场所,报纸转载很多。实际上也是,有的委员那话就是说得非常激烈,那些话媒体不会报道,但现场听得见,我也说过很激烈的话,但30多年里,没看到哪个政协委员是因为批评而出事的,没有。我跟韩美林这岁数了还在当,证明它还是需要批评的声音。如果内心真诚,表达诚恳,批评一定是比肯定有价值;如果引来对这些批评的批评,也很好,思想的价值在于启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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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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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个角色有点像古代的谏官。怎样“上折子”能让当政者接受和采纳,您有什么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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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方法就是把他拉到我这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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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期,天津搞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当时有个词叫“旧城改造”。有一次政协开会,李瑞环主持,我说:“瑞环同志,有一个词,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就是‘旧城改造’。”李瑞环一听,愣了一下。我就接着往下说:“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就是不好的;其次是‘改造’,过去‘劳动改造’也都是些不好的东西在改造,我说如果当初不用这个‘旧城’用‘老城’,不用‘改造’用‘修建’或‘修缮’,可能现在情形会好得多。”李瑞环就说:“这个词当初是我提的。”我一抱拳,笑着说:“冒犯了,主席。”全场大笑。李瑞环以前在天津市当市长,跟他打交道比较多,他很大度,而且对知识分子非常能理解。有一次谢晋对我讲,李瑞环到了上海跟知识界见面,他一进屋子,里头就鼓掌,李瑞环说,你们不应该给我鼓掌,从来看演出都是我给你们鼓掌——他对搞艺术的特别有感情。全场这么一笑,李瑞环也笑了。他说,当初我们没有你们现在这种觉悟,急于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你想老城都破成什么样了,几百年了没人修过,又脏又臭,十万人在里面,不动行吗——就没有想到城市文化的保护问题,你们现在想的问题是对的。那天开会的气氛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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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国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一个老城形态的非常少,我就卖了一些字画,组织了一些地方通、学者、建筑师和摄影家,一起把天津考察了一遍,重要的都拍下来记下来,印了一套画册,然后每个领导人送了一本,上面都写了一句话:这是您最心爱的城市。温总理后来知道了,找我要一套,我也写上了:这是您最心爱的天津。这部书对天津老城现在还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规划是把原来租界中心的一块区域拆了造高楼,这部书说服他们把那块保留下来,连带周围的也全保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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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雕塑最多的城市,分布在云冈石窟和各种寺院里,我估计有十万件左右。当时请了国内最资深的一批雕塑家,又请了敦煌研究院摄影部主任吴健等人,把大同所有的雕塑拍了一遍——当时大同也在大规模“旧城改造”中,我曾经在政协会上说过,“旧城改造”是一个不妥当的提法——最后整理出三部,跟天津一样,领导人手送一份,让他知道自个儿的家底,哪些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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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2011年)的一个会,在人民大会堂,我对温总理说,我们用了20年的时间,把中国600多个城市变得完全一样了,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悲剧、误植(这算够厉害的批评了吧),我们剩下的只有村落了;我说温总理,汶川地震那会儿,禹里乡沉到堰塞湖底,您不也着急么;我说中华民族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啊,我们民族的根实际是扎在村子里而不是城市里的。我说这些话,不是想跟领导过不去,更不是想表现自己多么勇敢。温总理当时挺感动,他说,我们不能让后代连农村的风光都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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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最主要的,你不要设置一个对立面,要把他拉到你这边来讲道理,让他跟你一块儿着急——这是作家的思维。作家的理想就是要把读者和自己变成一个人,去感受人和事、痛苦和美,我觉得这是作家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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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没有保持思想独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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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90年代初,有位领导人第一次到政协参加文艺界的座谈,我发言。我说昨晚我跟谢晋聊天,聊当代文学为什么出不了大作品。想了半天,可能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不是想象的民族,我们生活里有太多的事件、太少的想象。我俩算了一下,从1月1号到12月31号,我们的纪念日基本上都是事件性的。我们是一个事件的大国、想象的小国。我说,希望中央领导能够理解知识分子的特性;当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终极目标一致——都希望民族富强、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前提下,我们说出来的话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现在官员都喜欢说“时间就是金钱”,希望老百姓尽快富起来,这话是没错的,贫穷不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专利;但是古往今来这些大文人,从李白到莎士比亚,谁歌颂过金钱,说它多么美丽多么迷人?他们不还是提醒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唯利是图么。我说知识分子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独立立场,不是“顺”的立场;第二他是逆向思维,也给政治家提供一种思辨;第三他是前瞻的、先觉的,因为看得远一点,很可能跟现实的利益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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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两会,我提批评意见可能是比较多的,媒体也希望听这些。我把握的一点就是,提任何意见,是为了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在这里生活的人真正的好。当然也有让官员不高兴的,比方对文化产业化、官员政绩的批评,还有我提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教育领导”,听说也有人不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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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辈跟我们的上一辈,经过的动荡比较多,我们知道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这个国家才能真正繁荣进步,所以不希望出现大的逆转和动荡——以现在中国民族的社会现实和文明状况,是绝对不能动荡的——并不等于我们安于这种充满了负面东西的现状,还是要带着勇气去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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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几十年来,为什么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充满勇气的批评者最后变成了异见者,甚至所谓全民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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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原因很复杂。在政治博弈的过程中,各派很容易把自己的意见极端化,极端化就会不客观。知识分子要超越政治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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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独立的思想立场,并不等于没有倾向,但不应该陷入一种怪圈——有时候是不知不觉陷进去的。比方媒体推着一个人成为英雄,他恐怕得克服一些东西才能冷静下来。我觉得一个人在媒体上是站不稳脚的,人的脚只能站在自己做的事情上,就像巴金说的作家的名字只能站在他的作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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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关键的时候,知识分子要表达态度。比如中国要不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当然需要。中国要往前发展绝对不可能绕过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儿,但它也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在特殊的国情里边,在各种复杂的矛盾里边,它必须要经历一个过程。历史上有革命的办法,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还有渐进改良的办法,实际上改革就是一种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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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要想事情的可行性。我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办”。比如我们做文化遗产保护、做传统村落保护,必须要跟政府打交道,跟县委书记、村长打交道。当然他可能有我们不支持的东西,比如不良的政绩观,但他可能也真是觉得老百姓日子太苦了,我非得把这个村子扒了给他们盖房子。书记并不都是政治符号,他也是一个个人。我见过各式各样的(县委)书记,开过各式各样的座谈会,在西塘,在婺源,把县长村长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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