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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开会期间）冯骥才要跟我照相，我说，我不跟你照。北京有朋友跟我说，冯骥才1米9，你1米6，你见了他，远远打个招呼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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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世界里，美人都是高个、长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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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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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性格来自父亲，灵气很可能来自母亲。他心软，不会拒绝人，狠不起来。60年代初闹饥荒，想吃肉，他跟弟弟合伙勒死只猫，弟弟把猫挂在门闩上剥皮，他躲到屋后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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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班上一对男女同学在花园里说悄悄话，据说脸皮擦到了一起。有人要他作证，他一口咬定：没看见。他因此没当上团小组长。毕业后，那对公开了关系的同学送他一本大大的笔记本。旁人又说他有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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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每次回乡，临走前一天晚上，父亲会跟他讲到后半夜。事实上，那些如何自处、如何与人相处的道理，早已由大家族和教书先生传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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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贾浅浅告诉我，这么多年，从没听父亲背后臧否过什么人。即使我在他的文字中读出一些，也是谈艺时的平和之语，点到为止。当我问他：在很多人不要看余秋雨先生的这些年里，您为啥同他交往并保持私谊？他回：“谁写得好我就佩服谁。出个人才不容易。他对文学是有贡献的。”当我终于又问他对莫言得奖后的争议的看法，他回：“那有什么争议的？这么好的一个作家获得那么大一个奖，我们应该祝贺和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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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并不总教他温良恭俭忍——商州人有吃“忍杮”的习俗，“忍事”之意。1982年贾平凹第一次因作品遭批判，老贾先生忧心忡忡，却对儿子说：娃啊，人没事不要找事，有了事不要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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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说，贾平凹一向避谈政治，十分谨慎。那些对扭曲时代“政治行为”的不原谅和对“政治正确”的攻击，很可能是因为评论者生未逢时，或不在其中，或对人性缺乏足够开阔的视域——理想主义者的易于失望和愤怒，是没有看透在各种困境之下，人世本就是它已经呈现的那样，并将长久地那样。在人类道德的漫长进退史中，良善者所能作为，即如贾平凹借带灯之口说出的：我只想让我接触到的人不变得那么坏。即如他多年喜欢的萤火虫，自带了小灯；家乡的棠棣花，自染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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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说起一件事：有个副县长，假期里借了小学校的操场给父亲摆酒过寿，收了些礼；有个二十出头的记者娃娃把这事写成了批评报道；副县长当不成了，改做文人，写得还不错。他叹了口气：也许只有这记者娃娃有一天也给他老爹摆寿宴了，才能明白自己当年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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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他在书房里贴出了字画的润格，很被朋友们议论了一阵；西安城里到处可见他的墨迹，人们说他掉进了钱眼里。全方位打量这个岁末我的考察对象，我只能留点余地说：这是一个对俗世有着深刻理解并身在其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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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我一进村镇的街道，村镇人并不看重我是个作家，只是说：贾家老四的儿子回来了！我得赶紧上前递纸烟。我城里小屋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都是故乡在省城的办事处，我备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几副钢丝床，小屋里一来人肯定要吃捞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楼道的人家怒目而视。所以，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笸篮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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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人要进城看病、孩子念书或者办事，常来找他。他说，有时也烦，但不忍心，尤其是来看病的。父母在哪儿，故乡就在哪儿。咱斩不断，斩断你咋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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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老家又来人，临走又要照相。贾平凹往乡亲身边靠一靠，然后，用女儿浅浅的话说，挺着肚子，脸上是他献给这世界最多的表情：平淡，木讷，宠辱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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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是个黑脸汉子，也是评论界的一条汉子。他今年68岁，跟贾平凹一样，越老越爱吃家乡饭。采访，是在他的一碗荞麦面落肚后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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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陕西恢复了一个综合性的文学杂志，叫《陕西文艺》。经常见贾平凹投稿，字写得很好看。当时他在西大中文系上学，经常一投两三篇，投稿信里还总有这句：这是我的又一篇稿子……如蒙采用，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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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开始就跟陕西的文学，跟那个时代的潮流不搭调。时代调子是阶级斗争、反走资派，陕西当时是柳青为首的现实主义文学路子，至少你也得写写农村的先进人物吧。贾平凹的作品老是唯美的一些东西，爱情呀，情感呀，是主观情绪型的，散文化的。分管小说的一个女编辑就很生气，说：贾平凹这个人小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以后他的稿子就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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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稿子积了五六篇，没人看。我当时年轻，人说小李，你把这些看看，看完就处理了。我现在就后悔，当时要把这五六万字留下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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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也觉得确实是胡编乱造呢！唯美主义在当时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就是无病呻吟、玩弄文字，很吃不开。但我也感觉到贾平凹这个人爱写。后来听他的同学说，大家游行——那时候游行多——走累了坐在马路上，贾平凹坐在队伍里，灵感来了，就把香烟盒里衬的纸反过来写，很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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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贾平凹在北方根本发不出作品，上海绝对是他的福地。《满月儿》发在《上海文学》头条，陕西才开始看到这个人。当时对他评价最高的，是上海那批评论家：周介人、李子云，后来是陈思和。《山地笔记》一出来，上海评论家已经当他是大作家看了。而陕西从老一代批评家胡采到中年那一代骨干，一直到我这一代人，对他评价都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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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那次批判他，是因为他在1980、1981年写了一批反映人性黑暗的中短篇小说，像《二月杏》《厦屋婆记事》《沙地》《年关夜景》等等。他还涉及官场，《下棋》，就是让棋给领导；《山镇夜店》，就是来领导了，让大家腾房子走人。当时一些老同志很有看法。当时我在《延河》评论组，就找了个帽子来批他，叫：贾平凹走向了历史唯心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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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贾平凹自己，这一段是他对之前写作的反动。80年代以前，他基本是以童稚清纯的眼光来看世界的，唯美、抒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进了城，他看到了世界的、人性的阴暗面。他感受到了，自然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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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有个十几人的评论家小组，全国有名，叫笔耕小组，1982年3月，笔耕小组出面，在西北大学图书馆会议室开了一次贾平凹作品研讨会，明说研讨会就是帮助他纠正方向的！会议纪要连《人民日报》都发了，给人感觉就是贾平凹犯错误了在大批判。当时给他家人很大压力，我知道他父亲还专门赶到西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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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批评的一个效果，就是贾平凹写出了《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接着又写了《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那一批作品，拍成电影叫《野山》，得了金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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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文学观念，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反省的。三四年后，我还为那事跟他道过歉。他说：有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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