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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穿件翠绿翠绿的毛衣，露一截黄贡缎小碎花的衬衣领子，踩双大头水兵皮鞋，大摇大摆往这边来。她用一笑自我介绍，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堆起——因为皮肤底子好，又有份笃定在，终归还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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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她是美的。用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话说，“圆圆脸上有一双亮晶晶的圆眼睛”，皮肤像剥了壳的白煮蛋，幼滑、透明，走在淮海路上，招人回头。几十年后有一天，她在纽约街头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身板笔直，一头白发，脸上有皱纹，却那样抢眼。“我都走过去了，一会儿回头，一会儿回头，舍不得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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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方方老去，女人依旧可以动人，若随随便便放弃对自己的要求，那是一种罪过。自由人彭小莲过着一种相当自律、勤奋的生活，每天铁板钉钉有阅读写作或者看片剪片的时间，每周去游泳馆四次，一旦饮食过量会深深自责并加以改正。她在为下一部电影积聚能量，也是为自己能够依旧挺拔地走在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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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没有正经拍过照片了。被说服接受摄影记者的创作后，她选定了市中心难得的一块绿地。作为一个上海人，一个拍出过“上海三部曲”的导演，城中哪只角还有些韵致，她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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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那天，平时随意的彭小莲请常搭档的剧组化妆师为她打理了面孔，额头上还多出几缕卷曲的刘海儿，像是从前小姑娘隔夜里用火钳烫卷的。一抹羊绒衫的水红，从男性化的棉外套里露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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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宗上海女人。听她说说羊绒衫的事情吧：“原价120多（美金），打折，24块9毛9，想想都便宜，一口气买6件，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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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长辈描述过片场工作状态的彭小莲，“她那个嗓门儿，简直是咆哮”。不仅咆哮，还有国骂。一个导演，也许可以有一百种方法镇住大场面，这是最直接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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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聪明人。最怕剧组里有笨笨的老实人，你向他发火都觉得没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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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给大学生讲座，她一手拿瓶矿泉水，一手抱罐薯片，大讲如今大学怎样烂，怎样扩招收了许多钱，又对学生不负责任，导致现在的小孩子素质都差得要死——这些“小孩子”听着听着，使劲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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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吃相难看”，大概是被流浪艺术家云集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带坏的。不不，她说，三岁看到老，她从小就那样——当父亲绘声绘色讲完童话故事、小姑娘本该天真一下的时候，她指着书上的插图说：“这个公主一点也不美丽！”她还跟男孩子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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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自己散漫、没有教养、坐立不安、肆无忌惮（一定有长辈这样教训过她），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分的东西在荡来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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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革”相伴的青春期带给她的副产品是：不肯按规范生活，又没有足够勇气承担后果，结果就是那样一副一脸夹生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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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形象塞满了她的整个青春，让她吃足了苦头。她最好的女朋友最终嫁人的造型，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乱披在身上，剪着朋克式的短发。每次，彭小莲望着她，望着一个活生生的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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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绅介。因为深深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这个农民一样壮实的导演从1968年起开始拍摄成田机场建设强征土地、农民自发对抗的系列纪录片，同时记录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渐渐消失的传统。六年后，纪录片问世，震惊电影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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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认识小川后，彭小莲慢慢接触到他那濒临解散的团队。那是一个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公有制小集体，却在现实面前矛盾重重。在小川工作室，彭小莲吃着只盖一片薄鳗鱼、没有任何别的菜的工作餐，再次明白：为了理想，极度贫困也是有人会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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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她成了“签约导演”。意思是没有单位，接一单活儿，拿一份钱。她说她从不羡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没什么计划，也不想挣钱的事，宁愿手头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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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5万，那30集也有100多万，有时候想想冲着钱去吧……那我至少得看两套同类型的电视剧吧，可我家电视机也没有。一想到那种痛苦，算了算了！”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劝她，她会跳起来：“讲过了呀！不拍就是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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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过的，放弃原则比坚持还要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我撅着屁股去拍那些没意思的电视剧（有意思的一直没碰到过），去做所有不快乐但可以很快来钱的事情，我会比没钱更难过！有时候也给朋友帮帮忙，不拿钱，但是我跟他们讲清楚的，那是因为我想干，我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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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已经让人难有真正的快乐了，那就尽量给自己找点乐子吧，这是彭小莲的逻辑。概括这世道，她是脱口而出、斩钉截铁：“一泡污（沪语，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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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早年写诗写小说，经胡风介绍与鲁迅通信。1934年在“左联”入党。1938年投笔从戎，后来在新四军第二十四军当副政委，是皮定钧司令的亲密战友。1953年接替夏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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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55年钦点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后半生在审查、监禁、批斗中度过。1968年4月，他被革他命的人一棍子一棍子地打死了。三个月后，被通知去收尸的女儿们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看到彻底变形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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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当彭小莲因父母而写《他们的故事》有必要再现这个场景时，她不断回忆着、涂改着，最后在一片纸上写了不到200个字，夹在书稿里交给出版社。她说：“我从来没有在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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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曾是新四军《前锋报》总编，是王芸生亲自招进《大公报》的记者，1949年后在上译厂参与翻译过70多部苏联电影。1955年她是“反革命家属”，1966年她是“大叛徒”。她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彭小莲是最小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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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9年，朱微明还关在隔离室，孩子们陆续被发往江苏南京、甘肃天水、上海奉贤、云南和江西。一家人，就这样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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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插队九年，除了几张泛黄的照片，好像没有在彭小莲那里留下什么。她没有委屈要诉，也没有伤痕要舔，她说，什么都不记得了。一起下乡的女伴倒还没忘，一群人夜里去偷南瓜，那个掉进粪池里的“窝囊废”就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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