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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自己散漫、没有教养、坐立不安、肆无忌惮（一定有长辈这样教训过她），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分的东西在荡来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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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革”相伴的青春期带给她的副产品是：不肯按规范生活，又没有足够勇气承担后果，结果就是那样一副一脸夹生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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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形象塞满了她的整个青春，让她吃足了苦头。她最好的女朋友最终嫁人的造型，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乱披在身上，剪着朋克式的短发。每次，彭小莲望着她，望着一个活生生的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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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绅介。因为深深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这个农民一样壮实的导演从1968年起开始拍摄成田机场建设强征土地、农民自发对抗的系列纪录片，同时记录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渐渐消失的传统。六年后，纪录片问世，震惊电影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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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认识小川后，彭小莲慢慢接触到他那濒临解散的团队。那是一个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公有制小集体，却在现实面前矛盾重重。在小川工作室，彭小莲吃着只盖一片薄鳗鱼、没有任何别的菜的工作餐，再次明白：为了理想，极度贫困也是有人会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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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她成了“签约导演”。意思是没有单位，接一单活儿，拿一份钱。她说她从不羡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没什么计划，也不想挣钱的事，宁愿手头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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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5万，那30集也有100多万，有时候想想冲着钱去吧……那我至少得看两套同类型的电视剧吧，可我家电视机也没有。一想到那种痛苦，算了算了！”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劝她，她会跳起来：“讲过了呀！不拍就是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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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过的，放弃原则比坚持还要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我撅着屁股去拍那些没意思的电视剧（有意思的一直没碰到过），去做所有不快乐但可以很快来钱的事情，我会比没钱更难过！有时候也给朋友帮帮忙，不拿钱，但是我跟他们讲清楚的，那是因为我想干，我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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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已经让人难有真正的快乐了，那就尽量给自己找点乐子吧，这是彭小莲的逻辑。概括这世道，她是脱口而出、斩钉截铁：“一泡污（沪语，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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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早年写诗写小说，经胡风介绍与鲁迅通信。1934年在“左联”入党。1938年投笔从戎，后来在新四军第二十四军当副政委，是皮定钧司令的亲密战友。1953年接替夏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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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55年钦点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后半生在审查、监禁、批斗中度过。1968年4月，他被革他命的人一棍子一棍子地打死了。三个月后，被通知去收尸的女儿们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看到彻底变形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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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当彭小莲因父母而写《他们的故事》有必要再现这个场景时，她不断回忆着、涂改着，最后在一片纸上写了不到200个字，夹在书稿里交给出版社。她说：“我从来没有在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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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曾是新四军《前锋报》总编，是王芸生亲自招进《大公报》的记者，1949年后在上译厂参与翻译过70多部苏联电影。1955年她是“反革命家属”，1966年她是“大叛徒”。她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彭小莲是最小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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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9年，朱微明还关在隔离室，孩子们陆续被发往江苏南京、甘肃天水、上海奉贤、云南和江西。一家人，就这样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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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插队九年，除了几张泛黄的照片，好像没有在彭小莲那里留下什么。她没有委屈要诉，也没有伤痕要舔，她说，什么都不记得了。一起下乡的女伴倒还没忘，一群人夜里去偷南瓜，那个掉进粪池里的“窝囊废”就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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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她早把那些细碎的、荒诞的，或刺激或悲恸的人和事，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说或电影里了。譬如，夜里在小队仓库值班，老鼠从肩头爬过，她懒得动，因为白天干活儿太累了。譬如，在逃票的旅途上，遭遇女警搜身，连人带包被甩出火车车厢。放声大哭吗？不，设法蹭上下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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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不属于受了感召“到农村广阔天地去”的那一群，她是被一刀切政策赶出上海的。江西那个小村子让知青们开了眼：“晓得乡下穷，没想到这么个穷法！”因为潮湿，她睡的木板床床脚常长出小蘑菇。她得了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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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她的毛衣袖口上装了一圈松紧带，下田劳动时好箍紧一点，暖和一点。而她那时，成天只想着怎样偷懒，少干活儿，常常瘸着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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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的最后两年，她被公社小分队留下来，不必再下田干活儿了。《林海雪原》是常演的一出，不知哪个聪明人想出个点子，用装尿素的化肥袋子为杨子荣做了一件白披风，于是，这出戏煞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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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鼓敲得人头昏脑涨，杨子荣披着尿素袋子在农家饭桌搭成的舞台中央挥着手臂，一群裹着尿素袋子的人冲上台去，有的转圈，有的翻筋斗。彭小莲只须混在人群中，从舞台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再原路折回，同时将那饭桌跺得咚咚响。这时候，她腿也不瘸了，关节炎也好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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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她得到报考大学的机会。出版人肖关鸿说，插队时，彭小莲差一点被选去演一部样板戏，因为出身问题被淘汰。1978年，她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肖关鸿说，这样的情节发展符合她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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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沪前，彭小莲望着湛蓝的天空，秃山上的两株老樟树，河边用棒槌敲打着衣服的农妇，忽然泪流满面：九年，就这么过去了？在这里瞎混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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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路还是那条淮海路，只是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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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小时候，那是一条优雅的阔马路，穿过一片法梧桐，就是母亲所在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主管单位上海市电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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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这条马路突然变得像戏台一样，随便哪个角落都有小分队在演出，有人在糊标语，有高音喇叭和苍蝇一样四处乱窜的少年。布店不卖布了，食品店也不卖吃的了，橱窗里全是领袖巨幅肖像，柜台里摆满领袖著作和印有他头像的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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