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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回农村，农村也在搞运动，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真是不堪回首啊。我写过一个长篇小说《逍遥颂》，发在《钟山》，刚好1989年，出来以后无声无息。写的是我们院里的故事。我们院里有个小孩，他自己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刻章，印袖标，印红卫兵证。完了晚上骑个三轮出去，打砸抢，就是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之间火拼，完了把抢来的东西放三轮车上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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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说，因为贫农出身，“红五类”，抄家、下放、劳改，这些事没发生在他们家，他是在一种非常热闹、新奇的环境里度过“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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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死人，被打死的，然后人和人之间相互欺侮。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学校给有问题的老师和教职员工办的学习班儿，它要找一些出身好的学生掺进去看着他们。我们几个小伙伴，出身都比较低，有的就会动手打人，十二三岁，小孩儿，动手打老师。我在边上看着，心里就发紧，我不会动手。但是打人那个也是非常好的孩子，他打完也挺高兴的。有被办学习班儿的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小孩儿就会往他身上吐唾沫，我也觉得有点别扭。事后我就想，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还是人和人的类型不一样，性格类型不同，个体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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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那一代许多青少年一样，刘恒也是为鲁迅“落了枕”的。十几岁开始读鲁迅，一直读到30岁左右。“像小说《伤逝》，年轻时读特别有感觉，就是这个社会让自己特别委屈。现在读，没那么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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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正在写一个关于鲁迅的话剧，切入的时间点是1936年鲁迅去世前。《窝头会馆》的巨大成功让他对话剧这种折旧率较低的创作有了信心。他要从密密麻麻的笔记里，从几十年的思考里炼出“一个作家和那个令他伤感的世界的关系”。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指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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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说，好作家都是很难过的作家，对这个世界比较悲观，比较绝望。一个智力和感受力过剩的写作者，若生来内向，只好折磨自己。长期的自我要求甚至苛责已经和他的相貌长在了一起。他身上，有一种温暖的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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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写过：“这个人刻苦，执拗，还有点儿伤感，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写作者。”这个人，现在就在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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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写了35年，是因为爱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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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要说爱，倒不是说爱这门手艺，爱这个事业，追根儿的话还是爱自己吧。十六七岁喜欢鲁迅的时候就想当个作家，迷恋表达，当然对文字也迷恋，但更多的是借着文学自我完成，想塑造自己，塑造成一个有作为甚至是有地位的人，跟老的考取功名的观念差不多，也信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一些最基本的欲望跟写作是捆绑的。再加上，那时候年轻人只有很少的选择，然后掌握了一定的技能，用它来跟社会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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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绑之后，如果能力很低，老也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会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会带给你压力，迫使你更大地反弹，更疯狂地努力。然后机会来了，或者你确实有一点儿才华，你够到了那个东西，就会有适度的满足感，然后一步一步走。走着走着还是脱不了悲观的底子，还是有自我否定，看自己的局限性看得很清楚，于是有点儿乏味。这也很正常，人不可能始终在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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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时候回头去看自己的作品，觉得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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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我都没有兴趣回头去看自己的作品。写作者的一个痛苦就是自我贬低、自我否定，时间长了，这是极大的心理摧残啊。特别是那种敏感的、内向的人，会不停地审视自己、反省自己。有可能你在某一刻确实抓到了自己的弱点，也找到了解决弱点的方法，但大部分时间，你是不确定的，而且束手无策。这很折磨人。只要你写作，痛苦就会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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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外人净看风光了。跟同行聊过这话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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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以前聊的时候会说，比如川端康成、海明威，都是攀到过文学顶峰的人，最后会用那么自我否定的方式：吞煤气管，还有一支猎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动作本身就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极端的自我否定就是剥夺自己的生命。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他写作品的时候自我否定到了什么程度。不满意、没灵感的时候，那真是，谴责自己、毁灭自己的心情都会有。我相信川端康成、海明威、三岛由纪夫，都是长期受折磨，长期心理积累，最后走到悬崖边上，那就只能跳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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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这个职业，无论你取得多大成功，都会给自己提出新的要求，作家的心理类型就是这一种。所以有时候一想，就中庸吧，不要再难为自己了。可这样就没了压力，反弹的可能性就没有了，皮球不拍，就滚到角落里去了。很多作家写着写着就放弃了，再写下去他心理承受不了啊。现在选择多了，可以陶渊明了，可以采菊东篱下了，可以淡泊淡定，给自己找很多台阶，比方说：它（写作）没那么大价值，生活里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实际上是告别折磨，退出竞争。写作最难的恐怕是这一点。80年代成名的一大批作家现在都看不到了，这可能也是客观上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淘汰机制，它考验一个人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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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最后胜出的是马拉松型选手，比如王安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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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我倒觉得她是天才型的作家。她对事物非常敏锐，超越常人。有人说她的作品是工笔画，我觉得还不是很准确。敏感，而且细腻，驾驭文字的能力非常强，这是天才的标志。她还有一个奇异点，她的理性分析也非常厉害，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观点非常独到，包括对社会生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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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也有人尝试借力超越这痛苦，比如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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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我非常能体会那种痛苦。这也说明那人是个好作家，他对写作非常珍惜，希望出好东西啊。他太享受、太迷恋灵感喷涌的感觉了，等于是通过伤害自己来达到作品的升华。但这个太危险了，等于是物理和化学作用，化学作用跟精神活动应该是有抵触的地方。希望将来有科学家能发明致幻药物，对身体没有损害，又能让幻觉完整，助需要的人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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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江郎才尽是必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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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文学创作好像有这么回事儿。随着年龄的增大，你能感觉到身心都在走下坡路，创造力越来越低，写作能力越来越低。我觉得我就处在这么个槛上。快60了，身体上都有感觉，就是体力不济，不能长时间熬，至少晚上不能熬了，灵感不如青壮年时期那么充沛，注意力也老不能集中，可还有满腔壮志，心里还藏着许多较劲的东西要去实现，怎么办。当然也可以安慰自己：你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了，也有了一点实际的利益。但就这么划句号，是绝对不甘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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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目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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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跟一个完美的雕塑一样，摆在那里，会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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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现在羡慕莫言的高密，您待过的门头沟和北京南城，觉得那才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相比之下，都市生活太单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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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其实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也简单，也同质化，都是一样的啊：门头沟一个生产队跟上海郊区、跟广西某个生产队，组织结构基本相似。现在，都按揭买房，压力都很大，都上网，看一样的网站，看电视看一样的节目；在单位，组织机构都一样，想当官了该怎么走，走的是相似的路，职称在那儿争来争去，几乎所有单位都一样。要弄（嫩音）出不一样来，各显其能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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