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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怎么让作品中的人物开口说话的，您怎么会用他的语言？比方《狗日的粮食》里杨天宽和他的女人“瘿袋”、贫嘴张大民，还有《窝头会馆》里的男男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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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这跟作者的听觉记忆有关，有许多作家就是还原不了口语。电视剧要求还原口语的能力特别强，有的人就是没这个能力，写出来特别死板或者书面；有的人能力就特别强，这个人说了什么，下句该怎么接……这确实是一个单独的能力。但是，门头沟的语言，北京南城的语言，写进小说，搬上舞台表面上很随意，实际上它是有逻辑的，生活中不是这样的，谁说话按着逻辑走，大多数是跟着感觉走。所以，这还原里头还得有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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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怎么看网络写作和它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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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民间的口语是丰富极了，现在网络上密密麻麻都是。现在是信息泛滥，随意写作。一个人可能写作能力不强，但写出一个段子精彩极了。如果要以生动作为衡量标准，那网络的生动无穷无尽，但时间长了，人会麻木，口味会重。在信息海洋里，夸张是引人注目的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至于你所传达信息的真实性和价值，都在其次。像鲁迅的杂文，现在读起来冲击力也没有那么强了。网络上天天在发表杂文，杂文家很多，辛辣的观点和语言层出不穷。我想鲁迅要生活在今天，他的杂文会被淹没掉，不会被当成金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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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被科技支持的民主化表达，只要有表达的欲望，都能参与到这一轮写作中。写作的门槛很低，但能留下来的东西也很少。表达的折旧率很高，一天就死掉了，好像某种昆虫，寿命非常短。这里头的精英分子，如何表达，如何作战，如何形成比较牢固稳定的价值，是考验才华的。而传统的、经典的表达，就像千年龟一样，可以持久地传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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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网络上有没有可能产生千年龟式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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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你得多强大的一个表达才能经得住别的信息的覆盖啊。我觉得在网络上没有这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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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就回到纸本？这回莫言得奖，出版社的印刷机可是通宵达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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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未来也不好讲。但我觉得这次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对纯文学是非常好的事。在自然状态下，一般大众是不会关心纯文学的，有兴趣读的人也很少，通过一个作家的获奖把纯文学领到大家眼前，就像一个大大的广告词，潜在的读者、消费者就一下子被吸引过来了。打个空间的比喻，很多作家隐藏在一个城市的角落里，都在写作，读者想看他们的东西，得知道他住在哪儿。大部分作家住在哪儿大家是不知道的，也不感兴趣，这时候在某个路口突然树起一个路标：莫言住在某巷几号，他那儿有好书。诺奖就是这么一个路标，吸引着喜欢文学的人，或者看热闹的过客，走进去。在时间上也是路标，后代会知道，某个年代，在中国的某个地方有这样一个作家，他的作品非常好，你们都去看看；其余的，不会引起这么强烈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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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牵涉到这个奖巨大的权威性。权威性就是话语权。这十几位、几十位评委说出这个观点之后，你就得接受，历史也要接受。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是莫言的成功，是中国的成功，最主要还是纯文学的成功。在这样一个商业的、急功近利的时代，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评价，会引发这样的效果，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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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莫言的东西一直在那儿，非得这个奖来了，大伙儿一窝蜂扑过去，也挺那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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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在中国，发生在莫言身上是这样，发生在余华、王安忆身上也会是这样。在美国，一个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跟一个13亿人口、从没得过这奖的东方国家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比方现在一下子冒出许多企业家要给莫言送别墅，在美国，可能会被认为没品味。中国人有偶像崇拜，中国人还认名牌儿。县里的、省里的、国家的、国际的名牌儿，我们中国人是分得很清楚的。当你指着说，这是国际名牌儿，结果可能就是这样，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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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说过，小说是妻，影视创作是妾。知道妻的端庄，但架不住妾的妖娆，也挺较劲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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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者：傅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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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我和朱苏进转影视转得比较狠。妻与妾，其实就是一个叙述策略的转移：你写的东西是给什么人看的。一个创作者想把作品传播得更广一点，接受的人更多一点，这在心理学角度也是成立的。当然背后也有商业利益，掌握文化资本的人，他要利益最大化，所以一个作品在智力上要接近最广泛的受众。我们总诟病好莱坞电影，因为他要让13岁到81岁之间的人都能掏钱买电影票。那种深刻的、纯粹的，受众面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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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之所以被掌握文化资本的人盯上，就是因为它创造利润的能力非常强。电影刚诞生的时候，这个属性就有了。它只是曾经被欧洲的知识分子利用，来表达一些独特深刻的看法，但是这一支后来基本上就式微了，差不多只剩下娱乐功能，好莱坞统治之后就更明显了。现在的电影院跟从前的大烟馆差不多，里面是一些刺激性的东西，视觉的、声音的。这就是社会的常态。社会需要这个东西，需要有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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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会不会是我们低估了读者和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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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不会，事实上读者是不可高估的。如果说你想表达的主题是青草，观众好比是寻草吃的牛，青草在灌木丛后面，他呢不知道绕过去吃草，你怎么办呢？我觉得好些观众需要一根牵牛鼻子的绳，把他拉到青草跟前：你尝尝，是不是青草？他这才说，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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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现在流行的“江南Style”，流行得莫名其妙，这么多人接受。它整个的音乐、舞步、MV的色彩、自我调侃的态度，把全世界的观众给迷住了。我觉得2012年东亚文化有两个高峰，一个是莫言的得奖，经典文化；一个就是这个江南，流行文化，而且跨语种跨阶层。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不仅肉体基因相似，精神基因也相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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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能不能举个例子，说说读者或观众跟您的貌合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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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窝头会馆》，我觉得想表达的东西传递出去了，但看的人似乎看不到。我在节目单前面还专门说了一段话，想把观众往那儿引，但大量观众根本不过去。当你用隐晦或暗示的方式传递信息的时候，很可能信息就被遮蔽掉了，观众感受不到甚至感受的跟你想传达的相反。会误读到什么程度？有些人觉得我是在说，旧中国都烂掉了，新中国会解决一切问题。我看了之后，很难过。要是这么容易解决，就谈不上“人的困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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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于认真的写作者，确实够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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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我为什么做电影电视剧也像写小说那样认真呢？还是想把我对世界的看法、我的善恶观融到里边去，打动更多的人，这跟我看好的作品时的那种感动应该是相似的。那年写歌剧，借来许多欧洲的名歌剧，茶花女啊，纳博科夫啊，一看，还真是感动。我希望我表达的时候也能有那种效果。但往往是你希望传达的跟你的设想有很大的距离，你不能设想每个读者跟你一样，你视为珍贵的东西在他那儿可能一钱不值，这可能是创作者最伤感的时候。照顾到最大多数，可能就离精英读者远了，你就得在这之间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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